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域外证据收集与调取（Extraterritorial Collection and Taking of Eviden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定义与核心问题 在国际民事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或法院常常需要获取位于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境外的证据，如书证、证人证言、物证或需要进行勘验、鉴定等。 法律域外证据收集与调取 ，指的就是一国法院或当事人根据本国法律或国际条约，通过特定程序，从其他国家获取此类证据的司法或司法协助活动。其核心问题在于协调 法院地国的司法主权 （有权力审理案件并需要证据）、 证据所在国的司法主权 （对其境内的人、物、行为享有管辖权）以及 当事人获取证据的程序权利 之间的冲突。 基本法律原则：国家主权与属地管辖 这是理解本问题的基础。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属地管辖权原则，一国的司法权力通常不能在其领域外直接行使。这意味着： A国法院不能直接派遣法警或官员到B国境内进行搜查、扣押、询问证人等司法行为，否则将侵犯B国的主权。 未经B国许可，在A国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试图通过邮寄、当事人私下取证等方式直接从B国获取受B国法律特定程序规制的证据（如银行记录、官方档案），可能被B国法律所禁止，或在A国程序中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被排除。 因此，域外取证必须通过合法的国际协调渠道进行。 主要途径与方法 实践中，域外取证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其性质和法律依据各不相同： a. 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嘱托书/请求书制度 定义 ：这是最正式、最主流的国际取证方式。指受案法院（请求国法院）通过外交或中央机关途径，向证据所在国（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通常是法院）发出正式的司法协助请求书（又称“嘱托书”），请求后者依据其本国法律代为调取证据。 法律依据 ：主要依据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多边公约。最重要的多边公约是1970年《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程序特点 ：被请求国机关完全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取证（如通知、宣誓、笔录等）。取证结果（笔录、文件等）将通过同一渠道返回请求国法院。这种方式最尊重证据所在国主权，但程序耗时较长。 b. 外交或领事官员取证 定义 ：根据国际条约（如《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或接受国法律，在遵守接受国法律且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派遣国的外交或领事官员可以在其驻在国对其本国公民进行取证。 限制 ：通常仅限于向派遣国公民取证，且一般不得对驻在国公民或第三国公民取证，更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其适用范围较窄，是嘱托书制度的补充。 c.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自行取证 定义 ：由诉讼当事人、律师或私人侦探在外国自行收集证据，如会见证人、获取公开文件、委托当地专家鉴定等。 法律风险 ：此方式便捷但法律风险高。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将某些证据的调取（如银行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官方登记信息）视为“司法行为”或“公共职能”，禁止私人进行。未经许可的此类取证行为可能在证据所在国构成违法，且所获证据在法院地国也可能因违反取证地法律（非法证据）或违反国际公共政策而被排除。 核心法律冲突：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与“取证阻却法” 这是国际证据领域最尖锐的冲突，极具代表性。 美国证据开示程序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其律师）在诉讼前或诉讼中，向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第三方（无论其是否在美国）发出广泛的证据开示请求，要求其提供与案件相关的文件、回答书面质询、接受庭外录影取证等。这被视为美国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域外效力倾向。 外国的“取证阻却法” ：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为对抗美国过于宽泛的域外证据开示，特别是涉及本国商业秘密、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时，制定了“取证阻却法”。这些法律明确禁止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实体，为外国司法程序之目的，向外国当局或当事人提供某些位于本国的文件或信息，违者将受本国法律制裁。 冲突解决 ：当美国法院命令（如要求一家法国公司提供其在法国总部的文件）与法国的“取证阻却法”冲突时，就产生了国家间法律的直接对抗。解决此冲突通常需要法院进行复杂的“利益平衡测试”（如美国最高法院在“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érospatiale案”中确立的原则），权衡美国在案件审理中获取证据的利益与外国在维护其法律和政策上的主权利益。 《海牙取证公约》的关键作用与适用 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旨在建立一套统一的域外取证合作机制。 核心机制 ：它确立了通过“中央机关”转递和执行嘱托书的简化程序（第1-14条），是前述“司法协助途径”的主要国际法依据。 与其他取证方式的关系 ：公约的关键条款是第23条，它允许缔约国声明，对于普通法国家（特别是美国）旨在进行“审前文件开示”的嘱托书，不予执行。许多国家都做出了此项保留，以限制美国宽泛的审前开示程序。 排他性适用问题 ：公约是否为一缔约国从另一缔约国取证的“唯一”或“排他”途径？对此存在争议。美国法院倾向于认为公约途径与非公约途径（如当事人自行取证）可以并行，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更倾向于认为在缔约国之间，公约途径应优先或具有排他性。这导致了持续的司法实践分歧。 电子证据的域外调取 在数字时代，证据（如电子邮件、云端数据、社交媒体信息）的物理存储地、数据控制者所在地、服务器所在地、用户所在地可能分属不同法域，使得传统取证规则面临严峻挑战。 核心挑战 ：如何确定“证据所在地”？是数据控制者的注册地、主要营业地，还是服务器的物理位置？向位于外国的云服务商调取数据，应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还是可以直接向其发出披露令？ 法律冲突 ：典型的冲突如：美国法院根据《存储通信法案》，可要求总部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如微软、谷歌）披露其存储在美国境外的服务器上的用户数据，而这可能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关于数据跨境传输的限制。为解决此类冲突，国际社会正推动新的合作框架，如2019年《海牙司法会议“民事或商事事项域外取证公约”之电子取证特别委员会》的讨论，以及美欧间的《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云法案）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协议谈判。 总结与趋势 国际私法中的域外证据收集与调取，本质上是 司法主权协调、程序公正与效率平衡、以及跨国法律冲突解决 的集中体现。其发展趋势是： 在传统书证、物证领域，以《海牙取证公约》为基础的司法协助仍是主渠道，但效率有待提升。 在应对美国宽泛证据开示与外国阻却法的冲突上，国际礼让和利益平衡原则是主要的司法调节工具。 在电子证据领域，传统规则面临根本性挑战，亟需国际社会协商建立新的、适应数字环境的取证规则与合作机制，平衡执法/司法需求与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等新型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