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的建构性解释 定义与核心特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法律规范的建构性解释”是什么。它不是一种单纯为了发现立法者原意的历史性解释，也不是一种完全脱离文本的任意创造。其核心在于，解释者（如法官或法律学者）在对某个法律规范（如法条、判例或法律原则）进行解释时，并非被动地“发现”一个预先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含义，而是主动地、创造性地“建构”出一个在当前法律体系整体背景下“最佳”的含义。这个过程要求解释者将法律规范视为一个具有内在目标或原则的、融贯的整体的一部分，通过解释使其能够最佳地实现该规范背后的正当目的、价值或原则。它与“原意解释”相对，更强调法律在当下语境中的合理性与最佳道德证立。 理论渊源与哲学基础 ：理解这个概念，需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它主要源于德沃金的法哲学理论。德沃金批判了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简化为规则的观点，主张法律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原则和政策。他将法律实践比作一部“连环小说”的创作，每位后续的作者（法官）在解释和续写时，都必须对之前的所有章节（先例、立法、法律原则）进行整体性的、建构性的解读，力求使整部作品在主题、风格和道德主旨上成为一部最好的作品。因此，建构性解释的哲学基础是诠释学和法律整体性原则，强调解释的“符合”维度（不脱离既有法律材料）与“证立”维度（使其呈现为最佳道德状态）之间的辩证统一。 运作的基本步骤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建构性解释是如何操作的。这个过程通常包含三个层层递进的步骤或阶段：a) 前诠释阶段 ：解释者识别出当前社会中被视为“法律”的实践、规则和标准，例如制定法文本、先例判决等，这是解释的原始材料。b) 诠释阶段 ：解释者为这些原始材料初步确定一个一般性的正当化目的或价值，例如“平等保护”、“合同自由”或“过失责任中的合理注意”。c) 后诠释或重塑阶段 ：解释者根据在第二阶段确定的正当化目的，来调整和精细化他对“法律实际上要求什么”的具体看法。如果根据初步目的，某个先例或规则的字面含义显得不合理，解释者可以对其进行限制或扩张，使其符合被建构出的最佳目的。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直到得出一个能使法律材料在原则上最为融贯、最为正当的结论。 关键要求：符合与证立 ：建构性解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能否妥善平衡两个关键要求： 符合 与 证立 。“符合”要求解释结论不能与既有的、数量充足的法律实践（如明确的制定法条文、无争议的先例核心）严重背离，否则就变成了纯粹的发明而非解释。“证立”则要求解释结论必须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能够为相关的法律实践提供最佳的正当性理由，使其呈现出最佳的状态。一个优秀的建构性解释，就是在与既有材料足够“符合”的诸多可能解释中，挑选出那个在道德上最为“可被证立”的选项。 实例分析与应用场景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化的例子。假设法律中有一条古老的规则：“禁止车辆进入公园。”现在出现了一辆电动滑板车。严格按字面解释，“车辆”可能包括滑板车。但进行建构性解释时，法官会问：这条规则背后的正当化原则是什么？可能是保护公园内行人的安全与宁静。基于此目的，法官会考察将电动滑板车纳入“车辆”范围，是否符合该原则（证立维度），以及是否与历史上对“车辆”的解释（如已允许婴儿车、轮椅进入）相融贯（符合维度）。最终，法官可能建构出“车辆”在此语境下指“会对公园的宁静与安全造成实质性干扰的机动或大型交通工具”，从而将低速、安静的电动滑板车排除在外。这种解释方法常见于疑难案件、宪法性权利的解释以及法律原则的具体化过程中。 评价与批评 ：最后，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方法。其主要优势在于增强了法律的道德吸引力、适应性和融贯性，使法律成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而非僵死的规则集合。然而，它也面临主要批评：a) 不确定性 ：对何为“最佳”证立可能存在广泛分歧，导致法律确定性减弱。b) 法官的过度能动 ：批评者认为这赋予了法官过大的、类似于立法者的道德裁量权，可能侵蚀民主原则。c) 实践上的高要求 ：它要求解释者具备极高的道德哲学素养和整体性视野，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尽管如此，它仍是当代法学方法论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种高阶解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