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损害”减免原则与“行为”的可罚性分离问题 核心概念与问题提出 ：在犯罪中止的刑罚减免规定中，存在一个复杂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即“行为的可罚性”与“损害的减免”应否及如何分离评价。传统观点认为，中止行为是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有效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其法律效果是对整个犯罪（包括行为本身及可能的结果）给予减免处罚。但深入分析会发现， “行为” （指已实施的犯罪实行行为本身）与** “损害”** （指行为已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在刑法上的评价重心和减免依据可能存在差异。本词条旨在剖析，当中止行为未能完全防止任何损害结果，或者虽然防止了犯罪既遂结果但已造成其他较轻损害时，如何分别评价“已实施行为的不法”与“可予减免的损害”。 “行为可罚性”的独立基础 ：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即可罚性），首先建立在行为本身违反了刑法规范、动摇了法秩序安宁、表现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危险性的基础上。即使行为人后来中止， “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 本身已具备未遂或不法侵害的违法性。这部分违法性并不因行为人后来的主观转变而完全消失。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向乙腹部猛刺一刀（重伤行为），后心生悔意全力救助乙防止了死亡结果。其“持刀猛刺他人腹部”这一行为本身，已严重侵害了乙的身体法益，构成了重伤害的不法，这部分行为的可罚性基础是独立存在的。中止减免不能抹杀或完全抵销这部分行为的违法性与责任。 “损害减免”的实质根据 ：犯罪中止制度给予刑罚减免的核心实质根据在于** “刑事政策的鼓励”** 和** “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减少”** 。法律通过减免刑罚，鼓励行为人及时“悬崖勒马”，有效防止更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因此，减免的重点是行为人通过中止行为所“避免”的那个更严重的犯罪结果（如既遂结果），以及因其中止意愿所体现出的主观危险性降低。对于中止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减免的根据相对薄弱。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这实际上将“损害”作为区分“免除”与“减轻”处罚的标尺，意味着法律承认并评价“已造成损害”的独立存在，并未因中止而一概忽略。 分离评价的逻辑与实践 ：基于上述分析，在司法裁量中，对中止犯的刑罚裁量实质上在进行一种“分离评价”：首先， 评价“已实施行为”的不法程度与责任 。这包括考量行为的性质、手段、侵害的法益重要性、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等。这部分决定了刑罚的“基础刑”或起点。其次， 单独评价“损害结果”并适用减免 。将“已造成的损害”视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根据其性质和程度，在“应当减轻处罚”的法定框架内，确定一个低于既遂犯也通常低于未遂犯的刑罚。最后， 综合评价与政策考量 。将行为的不法评价与损害的减免评价结合起来，并最终体现中止制度鼓励政策，得出宣告刑。这种分离评价有助于更精细、更公正地处理复杂情况，例如：行为本身极为危险恶劣（如公共场所安装炸弹后自动拆除），但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害，应当免除处罚，但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可能影响对其免除处罚的社会接受度及是否需要非刑罚处罚措施；或者行为本身相对较轻，但已造成了一定不可逆的损害（如轻伤），在减轻处罚时，其“行为”的不法较轻会成为在减轻幅度内进一步从宽的考量因素。 理论意义与边界 ：明确“损害”减免与“行为”可罚性的分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它厘清了中止减免的侧重点在于 结果避免和主观恶性降低 ，而非对先前行为不法性的全盘否定。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对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只是“减轻”而非“免除”处罚。其边界在于，这种分离评价并非割裂，而是在“犯罪中止”这一统一的法律评价框架内进行。法官不能将“行为”单独按未遂处罚，再简单加上“损害”的责任，而必须在“应当减轻处罚”的强制性规定下，将二者作为整体权衡的因素。同时，当行为本身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时，可直接不认定为犯罪，此时已无需进入中止犯的分离评价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