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的形态与类型

1. 第一步：界定“中止行为”的核心概念

   • 在犯罪中止制度中，“中止行为”是指行为人为了使已经开始但尚未既遂的犯罪不发展到既遂状态，或者防止已经实施的犯罪产生危害结果，而主动实施的一种积极、客观的作为或不作为。它是行为人“自动性”意志的客观外在表现，是连接行为人主观“放弃犯意”与“结果未发生”这一客观事实的桥梁。没有中止行为，仅有内心的悔悟，不成立犯罪中止。

2. 第二步：区分中止行为的两种基本形态

   • 中止行为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
     • 作为型中止：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动作去阻止犯罪完成或防止结果发生。这是最常见的中止行为类型。例如，在放火后，主动将火扑灭；在下毒后，阻止被害人饮用或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
     • 不作为型中止：指行为人通过停止（放弃）其原本应继续实施的积极犯罪行为，来达到防止犯罪既遂或结果发生的目的。这通常存在于“行为犯”或某些“危险犯”的场合。例如，在举刀砍杀过程中自动放下刀停止砍杀；在撬门过程中自动停止撬锁离开。其关键在于，行为人“不作为”（不再继续实行行为）本身，就足以防止犯罪既遂（因为犯罪达致既遂需要行为人继续实施后续行为）。

3. 第三步：探讨中止行为的不同作用阶段与类型

   • 根据犯罪过程和结果发生的具体阶段，中止行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作用类型，这有助于理解其功能与“有效性”要求的关系：
     • 实行未了阶段的中止行为：在犯罪行为尚未实施完毕，犯罪既遂所要求的构成要件行为（如杀人行为中的砍杀、枪击）尚未全部完成的阶段。此时，中止行为通常表现为“不作为型中止”——简单地停止继续实施实行行为即可。例如，举枪瞄准后未扣动扳机，放下枪离开。此时，犯罪停止主要是因为行为未完成，而非外部障碍。
     • 实行终了阶段的中止行为：在行为人自认为实现犯罪意图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既遂结果（特别是实害结果）尚未发生的阶段。此时，中止行为必须是“作为型中止”——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有效的措施去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例如，投毒后，必须积极送医救治、提供解毒信息等。仅仅不采取进一步的加害行为，不足以成立中止，因为先前行为已制造出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

4. 第四步：分析“真挚的努力”与中止行为的“相当性”

   • 法律对中止行为的评价，不仅关注其客观形态，更关注其主观上的“真挚性”和客观上的“相当性”。
     • 真挚的努力：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真诚地、尽力地去防止结果发生，而不能是敷衍、做样子的行为。其内心态度是判断“自动性”的重要佐证。
     • 行为的相当性：要求行为人所采取的中止行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从一般社会观念和经验法则上看，是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合理可能性的适当措施。例如，在盗窃时因害怕而丢弃所窃财物，其“丢弃”行为通常可评价为具有放弃犯罪、恢复原状相当性的中止行为。反之，如果采取的措施明显不足以防止结果（如对重伤者仅做简单包扎而放任不管），则可能不被认定为有效的中止行为。

5. 第五步：辨析中止行为与“结果未发生”的因果关系及其例外

   • 原则上，犯罪中止的成立要求“结果未发生”与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即正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真挚、相当的中止行为，才有效防止了犯罪既遂或危害结果的发生。
   • 例外情形（因果关系中断的承认）：存在一种重要例外，即“准中止犯”或“客观障碍不排除中止”的情形。当行为人实施了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真挚、相当的中止行为，但最终“结果未发生”是由于其他独立因素（如第三人行为、自然力或行为本身不能犯）所致时，如果这些因素在行为人实施中止行为时尚未发生或行为人未予认识，仍可肯定犯罪中止的成立。例如，投毒后反悔，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医生查明毒物实际为无毒物质（不能犯）。此时，行为人的送医行为是相当、真挚的中止行为，尽管结果不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毒物无毒，但仍可认定其中止行为成立，成立犯罪中止。这体现了刑法鼓励行为人及时回心转意、主动降低法益风险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