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核算”制度》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基础内涵 “资源核算”制度，是指国家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掌握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对特定行政区域内或特定管理单元内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水、森林、草原、湿地、矿产、海洋等的 实物量、质量、分布、权属、价值以及其变动情况 ，进行系统性的 调查、监测、计量、估价、记录与报告 的法律制度体系。其核心是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 资产 （而非仅仅是生产要素）进行管理，通过建立一套类似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清晰反映一个地区在特定时期内自然资源的“家底”及其变化，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生态补偿、责任考核等提供客观、定量的数据基础。 第二步：制度的法律构成与核心环节 该制度并非单一的程序，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法律环节构成，主要包括： 实物量核算 ：这是基础。通过遥感、测绘、地质勘查、资源调查等技术和行政手段，查清各类自然资源的 存量 （总量）和 流量 （年度增减量），形成精确到具体地块、水域的“资源地图”和数据库。 质量与生态功能核算 ：不仅关注数量，更要评估资源的健康状况。例如，水资源的污染等级、森林的郁闭度和生物多样性、土壤的肥力与污染状况、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如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等。这通常需要结合 环境监测 和 生态评估 制度。 价值量核算 ：这是制度的关键和难点。旨在将自然资源的实物量和生态服务功能 货币化 。核算方法包括市场价值法（如林木、矿产的直接交易价值）、替代成本法（如计算湿地净化水质的价值相当于修建污水处理厂的成本）、条件价值法等。其目的是将无形的生态效益显性化，使其进入经济社会决策的考量。 产权核算 ：明确每一项被核算资源资产的 所有者、使用者和监管者 ，并与 资源产权确权登记 制度衔接，确保核算的权属清晰，为后续的责任界定、收益分配和损害赔偿提供依据。 核算结果编制与报告 ：将上述核算数据系统化，编制成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显示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和 自然资源资产变动表 （反映期间内的增减变化）。其结果需定期（如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第三步：制度的法律功能与运行机制 “资源核算”制度的法律功能，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为责任考核提供“硬指标” ：这是最直接的功能。它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经济GDP的考核模式，将“自然资源资产”作为党政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和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 的核心依据。领导干部任职前后区域内资源资产的存量增减、质量升降，成为评判其履行资源保护职责情况的重要标尺。 支撑生态补偿与市场交易 ：精确的核算数据，特别是价值量数据，是实施 生态补偿制度 、进行 跨区域生态补偿 谈判的科学基础。例如，上游地区保护水源地，核算出其提供的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等生态服务价值，下游受益地区应据此支付补偿费用。同时，也为 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水权交易 等市场化手段提供了可信的计量和定价基础。 服务于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 ：当发生资源破坏事件（如污染、非法开采）时，核算数据为 资源损害鉴定评估 提供了基准值和科学方法，能更准确地计算出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价值，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和惩罚性赔偿提供索赔依据。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与资源配置 ：全面、动态的资源核算数据，是编制 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的科学依据。政府可以清晰知道哪里资源丰富应重点保护，哪里资源短缺需节约集约利用，哪里生态功能重要需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 ，从而实现空间上的精准管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四步：制度的深层价值与挑战 该制度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 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从“重开发、轻保护”转向“保护与发展并重”，从“资源无价”转向“资源有价、损害担责”。它试图建立一个贯穿资源“进、出、存”全过程的会计体系，使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的成本在决策层面显性化。 然而，其实施也面临显著挑战： 技术挑战 ：尤其是生态服务功能的 价值量化 方法复杂、标准不一，不同方法核算结果可能差异巨大，影响制度的公信力和可操作性。 制度衔接挑战 ：需要与统计、国土、水利、林业、环保等多个部门的现有调查监测体系深度整合，打破“数据孤岛”，建立统一、权威、共享的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 法律保障挑战 ：核算结果的法律效力、应用范围、以及因核算不实导致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机制，仍需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和强化。 总而言之， 《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核算”制度》 是构建现代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基石性”工具。它通过为自然资源“算清账、算明账”，将抽象的生态责任转化为具体、可衡量、可考核的数据指标，是推动实现资源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责任化的关键法律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