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既得权说

1. 基本概念与历史背景

   • 定义：既得权说是国际私法中的一种经典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其任务并非直接适用外国法，而是承认并执行根据与案件有合理联系的外国法律（即“最后行为地”的法律）已经创设的“既得权利”。
   • 历史渊源：该学说由17世纪的荷兰法学家胡伯提出其雏形（“胡伯三原则”），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英国法学家戴西系统化并推向鼎盛。它是对绝对属地主义的修正，旨在解决严格属地主义下可能产生的不公正结果，为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核心原则与运作机制

   • 核心逻辑：法院地法（即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国的法律）是唯一被直接适用的法律。但是，当一项权利、义务或法律地位（如财产所有权、合同效力、婚姻状态）已经根据一个“适当”的外国法律体系有效确立时，这项权利就成为一种“既得权”。只要该权利本身不违反法院地的公共政策，法院地就有义务像保护本地产生的权利一样，保护这项来自外国的既得权。
   • 运作步骤：
     1. 确定权利的“最后行为地”：首先需要确定创设或影响该权利的最后一项法律行为发生在何地。例如，一个合同的订立地、一项不动产的转让登记地、一个侵权行为的实施地。
     2. 依据该地法律判断权利是否“既得”：根据该“最后行为地”的实体法，判断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是否已经有效、合法地产生。
     3. 在法院地承认与执行：如果该权利被证实为“既得权”，且不违背法院地的根本公共政策（公共秩序保留），则法院将执行这一权利，如同执行一项本地权利。

3. 典型应用场景与示例

   • 合同领域：一份在A国订立的合同，根据A国法律是有效的。当该合同在B国被起诉时，B国法院不会直接适用A国法律来裁判，但会承认“根据A国法律，当事人拥有有效的合同权利”这一事实，并在B国执行该合同权利。
   • 财产权领域（尤指动产）：一项动产在C国通过买卖转移了所有权。当该动产被带到D国时，原所有权人主张权利。D国法院会审查在C国时，根据C国法律所有权是否已合法转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D国法院将承认在C国取得的这项财产所有权。
   • 侵权领域：一个侵权行为在E国发生，根据E国法律，受害人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当受害人在F国起诉时，F国法院会承认这项在E国“既得”的索赔权。

4. 学说的贡献与积极影响

   • 调和了矛盾：在坚持法院地法权威（程序性问题）的同时，为承认外国创设的权利打开了大门，巧妙调和了属地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需要。
   • 促进了判决的一致性：该学说追求在不同国家起诉同一权利时，能获得相同的结果，有利于国际民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 奠定了现代冲突法的基础：既得权说强调法律关系的“本座”或“重心”，对后来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学说的主要批判与局限性

   • 逻辑循环：最致命的批评在于其逻辑矛盾。要判断一项权利是否“既得”，必须先适用外国法来审查权利的成立要件。这实际上已经是在适用外国法了，与“法院不适用外国法”的前提自相矛盾。
   • 过于机械与僵硬：过分依赖“最后行为地”这一单一连接点，可能忽视案件与另一个法律体系具有更密切、更实质的联系，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 可能沦为保护落后或不当法律的工具：如果一项权利是根据一个不公正或过时的外国法律“既得”的，只要不触犯极端严重的公共政策，法院也可能被迫承认它。
   • 难以适应复杂法律关系：对于公司、信托、知识产权等复杂法律关系，简单的“既得权”概念难以准确涵盖和解释。

6. 现代发展与其历史地位

   • 影响力衰退：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既得权说因其理论缺陷和机械性，其主导地位已被美国“冲突法革命”中涌现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政府利益分析说”等更灵活、更注重实质公正的现代理论所取代。
   • 历史遗产：尽管作为一种独立的指导理论已不再盛行，但其思想精髓——即对根据外国法有效设立的权利给予尊重——已经深深嵌入现代国际私法实践。许多传统的冲突规范（如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侵权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某种程度上仍能看到既得权说的影子。它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