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中的危急情况 国际投资法中的“危急情况”是指，当东道国面临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公共危机时，可以暂时不履行其在国际投资条约或合同中承担的保护外国投资的义务，且此种不作为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抗辩理由。 第一步：理解基本概念与法律渊源 核心定义 ：“危急情况”是一种国际法上的免责条款。它并非赋予东道国任意违反义务的权利，而是在极端特殊情况下，为保护其更根本的利益（如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国民健康）而提供的一个“安全阀”。 法律渊源 ：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ILC Articles）第25条。该条款虽非具有强制力的条约，但其内容被广泛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因此在许多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援引价值。 与不可抗力的区别 ：“不可抗力”通常指由于不可预见、无法抗拒的外部事件，导致一国在物理上或法律上不可能履行其义务。而“危急情况”则不同，履行义务在物理和法律上仍然是可能的，但履行的后果将对东道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例如，一国在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时，为保护本国银行体系而临时限制外国投资者转移资金，这并非履行不能，而是为了避免灾难性后果。 第二步：援引“危急情况”的严格条件 援引“危急情况”的门槛极高，必须同时满足一系列严格条件。根据ILC第25条，主要有以下几点： 存在根本利益受到严重且迫切的威胁 ： “根本利益”：通常指国家的生存、重大经济福祉、环境安全、公共健康等核心利益。单纯的财政困难或经济衰退不一定构成“根本利益”受损。 “严重且迫切”：威胁必须是异常的、重大的，并且即将发生。不能是遥远的、推测性的风险。例如，一场即将导致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的瘟疫爆发，即符合此条件。 不存在其他合理手段应对威胁 ： 东道国必须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违反其国际投资义务外，没有其他任何合法、合理的替代方案可以应对该危机。这是仲裁庭审查的关键点。如果存在其他损害较小的措施（如与投资者协商、采取补偿性措施等），东道国就不能援引危急情况。 行为不严重损害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 东道国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行为，不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更严重的损害。这一条件在实践中较少成为争议焦点。 东道国未促成该危急情况 ： 如果所谓的“危急情况”是由东道国自身的行为（如政策失误、疏忽）所导致或促成的，则其无权援引此抗辩理由。 第三步：法律后果 如果仲裁庭认定东道国成功援引了“危急情况”，将产生以下法律后果： 行为的不法性被排除 ：在危急情况存续期间，东道国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如征收、拒绝司法、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等）不被视为国际不法行为。因此，东道国在此期间无需对外国投资者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义务并未终止 ：“危急情况”只是暂时性地排除了行为的不法性，东道国在国际法下的条约义务本身依然存在。一旦危急情况结束，东道国必须恢复履行其义务。 可能的补偿义务 ：即使成功援引危急情况，根据ILC第27条(b)款，东道国可能仍需对受影响的外国投资者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这不是对不法行为的赔偿，而是基于公平原则，对投资者因东道国合法行使权利而遭受的特别牺牲进行分担。补偿的金额和性质是仲裁实践中的争议焦点。 第四步：经典案例解析——阿根廷系列仲裁案 2001年阿根廷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冻结公用事业费率、废除与外资公用事业公司签订的以美元计价并与通胀挂钩的合同等。这些措施给外国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引发了数十起国际投资仲裁。 在这些案件中，阿根廷均援引了“危急情况”作为抗辩理由。各仲裁庭的裁决结果不一，深刻揭示了该原则适用的复杂性和严格性： 支持方（如CMS v. Argentina案） ：一些仲裁庭认为，阿根廷当时确实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并未完全满足所有条件，特别是“不存在其他合理手段”这一条。仲裁庭认为阿根廷有除全面违约之外的其他政策选择。 反对方（如LG&E v. Argentina案） ：少数仲裁庭裁定阿根廷在当时特定的短暂时期内成功援引了危急情况，免除了赔偿责任，但危机过后仍需承担责任。 这些案例表明，仲裁庭对“危急情况”的审查极为严格，东道国成功援引的案例非常罕见，举证责任完全在东道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