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中的保护与合法期待》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核心要素 “保护与合法期待”是国际投资法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指的是，东道国政府通过其具体行为（如承诺、保证、合同、或稳定的法律框架）给外国投资者创造了一种合理、正当的期待，投资者基于这种期待进行了投资。随后，如果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如法律或政策的重大、不可预见的变动）背弃或破坏了这种期待，从而导致投资者受损，则可能构成对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违反。 其核心要素可分解为： 投资者的依赖： 投资者确实依赖了东道国的某种表示或行为。 东道国的行为： 东道国通过其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诱发了投资者的期待。 期待的合理性： 投资者的期待必须是客观合理的，而非主观臆想。 期待的落空： 东道国后来的行为破坏了这种期待。 损害结果： 投资者的利益因期待落空而受到损害。 第二步：法理起源与演进 该原则并非传统国际法中的明确规则，而是通过近几十年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逐渐发展起来的。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中宽泛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时，借鉴了国内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和合同法中的“禁止反言”理念。 早期案例： 在1990年代的案件（如 Metalclad v. Mexico ）中，仲裁庭开始强调东道国需要提供“透明和可预测的法律框架”，这为“合法期待”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标志性案例： 2003年的 Tecmed v. Mexico 案是里程碑。仲裁庭明确提出，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东道国的行为不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基本期待，这些期待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定时的关键考量。此后，该原则被众多仲裁庭广泛引用和细化。 第三步：判断“合法期待”是否存在的关键标准 并非投资者的所有期待都受法律保护。仲裁庭在判断时会采用非常严格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合理性”上： 必须有东道国的具体表示： 投资者不能仅仅因为东道国存在某种法律或政策就产生受保护的期待。期待必须源于东道国对投资者做出的 具体、明确且无条件的 承诺、保证或陈述。例如： 明确的合同条款或稳定条款。 政府颁发的特定许可或执照。 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官员做出的具体口头或书面保证。 针对特定投资者或投资项目发布的具有约束力的官方文件。 期待必须是合理的： 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相同情况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期待？这需要考虑： 东道国行为的明确性： 表示越模糊，期待越不合理。 投资者的尽职调查义务： 投资者有义务了解东道国基本的法律和政治风险。不能对商业固有风险或普遍存在的监管变化产生受保护的期待。 东道国的国情： 在某些法制尚不完善或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投资者对法律稳定性的期待可能需要适当降低（但这并非绝对理由）。 投资者基于此期待采取了行动： 投资者必须证明其确实依赖了该承诺，并据此进行了投资或扩大了投资。 第四步：东道国行为构成背信弃义的要件 即使存在合法期待，也并非东道国任何导致期待落空的行为都构成违约。仲裁庭会审查： 行为的性质与程度： 东道国的行为必须是 重大、武断或不合理的 。例如，突然、彻底且溯及既往地撤销一项关键许可，远比一项经过合理通告、为公共福祉而进行的普遍性法规修订更具可责难性。 程序正当性： 东道国在改变政策时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如是否提供了听证机会、是否给予了投资者过渡期等。 公共利益考量： 这是最重要的抗辩理由之一。东道国为了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重大公共利益而采取规制措施，即使影响了投资者的期待，通常也不构成违约，只要该措施是 非歧视、善意且符合比例原则 的（即为实现公共目标所必需，且对投资者的损害最小）。 第五步：在仲裁实践中的争议与最新发展 “保护与合法期待”原则因其主观性和可能限制东道国规制权而备受争议。 争议点： 批评者认为，该原则赋予仲裁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过度干预东道国的内政和公共政策制定，形成所谓的“规制寒蝉效应”。 平衡趋势： 近年的仲裁实践和新型投资条约（如《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开始强调在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规制权之间寻求平衡。仲裁庭更加谨慎，要求投资者提供更确凿的证据证明具体承诺的存在，并更充分地尊重东道国为公共利益进行规制的权力。 “合法期待”的独立性问题：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保护与合法期待”是判断是否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通常不将其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条约义务。它被嵌入在FET的分析框架之内。 总结： “保护与合法期待”原则是国际投资法动态发展的产物，它旨在保护投资者免受东道国武断、不可预见且背信弃义的行为的损害。然而，其适用有严格的门槛，核心在于证明 基于东道国具体承诺而产生的合理依赖 ，并且需要与东道国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享有的正当规制权进行精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