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协同行为

字数 2124 2025-12-06 06:06:41

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协同行为

第一步：基本定义与法律定位

协同行为，又称协同一致行为或合谋行为，是反垄断法规制的一种核心垄断行为类型。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在主观意思联络的基础上，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协调彼此的市场经营活动，以排除、限制竞争，但尚未达到订立明确、可强制执行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即垄断协议）程度的行为。它在法律体系中被视为介于“垄断协议”与“独立的平行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是认定垄断协议（特别是横向垄断协议）的一种重要法律推定路径和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协同”而非“协议”。

第二步：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与“垄断协议”的关系：协同行为是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的一种常见方式，甚至是很多隐蔽卡特尔的唯一表现形式。法律上，一旦被认定为协同行为，通常即推定其构成了垄断协议。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证据的明确性。“垄断协议”有相对明确的意思合意证据（如合同、会议纪要），而“协同行为”更依赖对行为一致性与意思联络的间接证据和逻辑推定。
与“独立的平行行为”的区分：这是认定协同行为的难点。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也可能基于相同的外部市场信号（如成本上涨、供需变化）而做出相似的市场行为（如同时涨价），这是合法的。协同行为与非法的协同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换”，从而使其行为决策不再是独立的。

第三步：构成要件分析

认定协同行为通常需要满足以下要件，执法机构或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

行为主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通常为横向竞争者）。
意思联络：这是认定的关键。指经营者之间就协调市场行为进行了沟通、交流或信息交换。这种联络可以是明示的（如会议、电话、邮件），也可以是默示的（如一个经营者先行行为，其他经营者心照不宣地跟随，并通过行为本身传递和接收信号）。现代反垄断法越来越关注通过算法、数据平台进行的默示共谋。
行为的一致性：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实施了相同或相似的限制竞争行为，如同时、同幅度涨价，划分客户，或统一减产。这种一致性难以用合理的商业理由解释。
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或目的：协同行为的目的是或实际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例如，固定价格、分割市场、联合抵制交易等。

第四步：认定方法与证据规则

由于协同行为具有隐蔽性，执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出一套“合理推定”规则：

间接证据 + 合理逻辑推定：执法机构无需直接证明经营者达成了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只需证明：（a）经营者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换；（b）随后出现了具有一致性或可预见性的市场行为；（c）经营者无法对该行为一致性提供合理解释（如成本结构变化、生产效率提高等）。当间接证据链条能合理排除经营者独立行动的可能性时，即可推定协同行为成立。
“附加因素”考量：法院或执法机构会考察市场结构（如市场集中度高、产品同质化、市场透明度高更易发生协同）、行为本身的性质（如固定价格行为本身危害极大，推定门槛较低）、行为后的沟通（如解释行为合理性的矛盾之处）等。
举证责任转移：一旦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意思联络和行为一致性，举证责任可能部分转移至被指控的经营者，要求其证明行为是独立的或存在合理的商业理由。

第五步：主要类型与表现形式

信息交换型协同：竞争者之间交换未来价格、产量、销量、客户名单等敏感商业信息，降低市场不确定性，为协调行动创造条件。
跟随型协同（价格领导或信号传递）：一个主导企业率先变更价格或商业条件，其他竞争者迅速、一致地跟随，形成事实上的价格同盟，而无须明确沟通。
公共宣言型协同：一个企业通过公开声明（如宣布因成本上涨将在某日涨价），向竞争者传递信号，竞争者随后跟进，实现变相的价格固定。
算法共谋：经营者使用相同或相互关联的定价算法，算法通过实时监测竞争对手价格并自动调整，实现持续、自动化的价格协同，可能无需人工沟通。

第六步：法律后果与责任

一旦被认定为构成垄断协议（通过协同行为方式），将产生与明示垄断协议相同的严厉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民事责任：因协同行为受损的经营者或消费者，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违法者赔偿损失。在部分司法辖区，可主张惩罚性赔偿。
刑事责任：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核心卡特尔（如固定价格、串通投标）的参与者可能面临刑事罚金乃至主要负责人的监禁。

第七步：抗辩理由与豁免可能性

经营者可尝试从以下角度进行抗辩：

行为独立性抗辩：证明市场行为的一致性是各自独立应对外部客观经济条件（如原材料价格普涨、税费调整）的结果，并提供相应的商业合理性证据。
适用豁免制度：证明该协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条件，如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或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等，且能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同时没有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但纯粹固定价格、分割市场等“核心卡特尔”行为一般不能豁免。
证据不足抗辩：质疑执法机构或原告的证据链条，主张其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推定意思联络的存在。

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协同行为第一步：基本定义与法律定位协同行为，又称协同一致行为或合谋行为，是反垄断法规制的一种核心垄断行为类型。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在主观意思联络的基础上，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协调彼此的市场经营活动，以排除、限制竞争，但尚未达到订立明确、可强制执行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即垄断协议）程度的行为。它在法律体系中被视为介于“垄断协议”与“独立的平行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是认定垄断协议（特别是横向垄断协议）的一种重要法律推定路径和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协同”而非“协议”。第二步：与相关概念的辨析与“垄断协议”的关系：协同行为是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的一种常见方式，甚至是很多隐蔽卡特尔的唯一表现形式。法律上，一旦被认定为协同行为，通常即推定其构成了垄断协议。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证据的明确性。“垄断协议”有相对明确的意思合意证据（如合同、会议纪要），而“协同行为”更依赖对行为一致性与意思联络的间接证据和逻辑推定。与“独立的平行行为”的区分：这是认定协同行为的难点。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也可能基于相同的外部市场信号（如成本上涨、供需变化）而做出相似的市场行为（如同时涨价），这是合法的。协同行为与非法的协同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换”，从而使其行为决策不再是独立的。第三步：构成要件分析认定协同行为通常需要满足以下要件，执法机构或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主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通常为横向竞争者）。意思联络：这是认定的关键。指经营者之间就协调市场行为进行了沟通、交流或信息交换。这种联络可以是明示的（如会议、电话、邮件），也可以是默示的（如一个经营者先行行为，其他经营者心照不宣地跟随，并通过行为本身传递和接收信号）。现代反垄断法越来越关注通过算法、数据平台进行的默示共谋。行为的一致性：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实施了相同或相似的限制竞争行为，如同时、同幅度涨价，划分客户，或统一减产。这种一致性难以用合理的商业理由解释。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或目的：协同行为的目的是或实际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例如，固定价格、分割市场、联合抵制交易等。第四步：认定方法与证据规则由于协同行为具有隐蔽性，执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出一套“合理推定”规则：间接证据 + 合理逻辑推定：执法机构无需直接证明经营者达成了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只需证明：（a）经营者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换；（b）随后出现了具有一致性或可预见性的市场行为；（c）经营者无法对该行为一致性提供合理解释（如成本结构变化、生产效率提高等）。当间接证据链条能合理排除经营者独立行动的可能性时，即可推定协同行为成立。 “附加因素”考量：法院或执法机构会考察市场结构（如市场集中度高、产品同质化、市场透明度高更易发生协同）、行为本身的性质（如固定价格行为本身危害极大，推定门槛较低）、行为后的沟通（如解释行为合理性的矛盾之处）等。举证责任转移：一旦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意思联络和行为一致性，举证责任可能部分转移至被指控的经营者，要求其证明行为是独立的或存在合理的商业理由。第五步：主要类型与表现形式信息交换型协同：竞争者之间交换未来价格、产量、销量、客户名单等敏感商业信息，降低市场不确定性，为协调行动创造条件。跟随型协同（价格领导或信号传递）：一个主导企业率先变更价格或商业条件，其他竞争者迅速、一致地跟随，形成事实上的价格同盟，而无须明确沟通。公共宣言型协同：一个企业通过公开声明（如宣布因成本上涨将在某日涨价），向竞争者传递信号，竞争者随后跟进，实现变相的价格固定。算法共谋：经营者使用相同或相互关联的定价算法，算法通过实时监测竞争对手价格并自动调整，实现持续、自动化的价格协同，可能无需人工沟通。第六步：法律后果与责任一旦被认定为构成垄断协议（通过协同行为方式），将产生与明示垄断协议相同的严厉法律后果：行政责任：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民事责任：因协同行为受损的经营者或消费者，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违法者赔偿损失。在部分司法辖区，可主张惩罚性赔偿。刑事责任：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核心卡特尔（如固定价格、串通投标）的参与者可能面临刑事罚金乃至主要负责人的监禁。第七步：抗辩理由与豁免可能性经营者可尝试从以下角度进行抗辩：行为独立性抗辩：证明市场行为的一致性是各自独立应对外部客观经济条件（如原材料价格普涨、税费调整）的结果，并提供相应的商业合理性证据。适用豁免制度：证明该协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条件，如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或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等，且能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同时没有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但纯粹固定价格、分割市场等“核心卡特尔”行为一般不能豁免。证据不足抗辩：质疑执法机构或原告的证据链条，主张其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推定意思联络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