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 第一步：识别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与核心要素 要理解其诉讼时效的起算，必须先明确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什么。这是一种独立的债权请求权，规定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其核心在于，一方在没有法律根据（即不合法、无合同约定、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取得利益，并导致他人受到损失，法律要求得利人将所获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这个请求权的成立，不以得利人或受损人是否存在过错为条件，其核心是矫正“无法律根据的利益变动”。 第二步：理解诉讼时效起算的一般原则 诉讼时效，是为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而设立的制度。其起算的一般原则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这个原则包含三个关键时间点：1. 权利受到损害（事实发生）；2. 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发生（主观认知）；3. 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是谁（具体对象）。三者中最晚的时间点为起算点。 第三步：将一般原则适用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将上述原则应用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关键在于界定“权利受到损害”以及“知道或应当知道”在这一特定权利中的具体表现。 “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刻 ：通常是不当得利事实 发生 或 完成 的时刻。即，得利人取得利益，且受损人因此遭受损失的法律事实已经成就。例如，A错误地将款项转入B的账户，转账成功、B账户余额增加之时，不当得利事实即已发生，A的财产权（款项所有权）即已受损。 “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 ：受损人不仅需要知道财产“少了”或利益“丢了”，还需要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损失对应着特定人 无法律根据的取得 ，并且知道该特定人（义务人）是谁。如果受损人只知道损失发生，但不知道是谁不当得利，或误以为对方是合法取得，则难以认定其“知道权利受损”。 第四步：分析不同类型不当得利的起算点差异 不当得利在实务中形态多样，其诉讼时效起算点可能存在微妙差异，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点： 给付型不当得利 （如误汇款、多付款、无效合同已履行等）：受损人主动实施了给付行为。诉讼时效通常自 给付完成之日 起算，因为此时受损人对自己给付的行为、对象和数额是明确的，应能认知到该给付是否具有法律根据。除非有特殊情形（如基于重大误解给付，但误解事实很久后才知晓），可另行分析。 非给付型（侵害型）不当得利 （如擅自使用他人财产获利、无权占用、侵占等）：得利人通过侵害他人权益获利。诉讼时效一般自受损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事实及得利人之日起 计算。例如，C的房屋被D无权占用并转租，诉讼时效应从C知道或应当知道D占用其房屋并收取租金之日起算，而非从D开始占用之日。 特殊情形——得利发生后才知道 ：例如，A公司多年后审计才发现多年前有一笔款错误付给了B公司。此时，虽然不当得利事实发生在多年前，但A“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的时间点是审计发现之日。除非有证据证明A“应当知道”（如长期对账混乱存在重大过失），否则时效可能从审计发现之日起算。 第五步：明确相关规则与例外情形 最长权利保护期间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同样受三年普通时效期间和“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即不当得利事实发生日）起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间限制（《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即使受损人一直不知道，超过二十年，法院也将不予保护。 与合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 ：有时，同一事实可能同时构成违约、侵权和不当得利。例如，承租人违约转租获利。受损人可以选择主张其中一项请求权，而不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可能不同（如合同违约可能自违约行为发生起算，不当得利则自知道转租获利起算）。权利人需明确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 得利人“不知无法律根据”的考量 ：在判断受损人是否“应当知道”时，有时会考虑得利人是否曾使受损人产生“得利有据”的合理信赖。例如，得利人曾提供虚假文件使受损人相信付款合法，则时效起算点可能后移至信赖基础丧失时。但这属于非常具体的事实认定问题。 总结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三年诉讼时效，其起算点并非简单地自“得利发生之日”起算，而是遵循“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的一般原则。核心在于判断受损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特定人无法律根据地取得了本属于我的利益”这一完整事实。实践中需结合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给付型或非给付型）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慎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