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法律与事实的区分 第一步：区分法律与事实的基本概念 在诉讼法理上，“法律”通常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普遍性规范，法官在审判中应依职权主动查明和适用。而“事实”则指具体案件中所发生的事件、行为、状态等客观情况，通常由当事人负责主张和提供证据证明。这一区分在国内诉讼程序中是基础性前提。 第二步：该区分在国际私法语境下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 在国际私法案件中，当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需要适用某一外国法时，一个核心问题随之产生：被指引的这项“外国法”，对法院地法官而言，应被视为“法律”还是“事实”？这种定性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系列程序性问题： 由谁负责提出和证明 ：若为“事实”，则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当事人负责主张该外国法的内容并提供证据（如法律文本、专家意见等）。若为“法律”，则属于法官依职权查明的事项。 法官的职责范围 ：若为“法律”，法官有义务像适用本国法一样，主动调查其内容，即使当事人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若为“事实”，法官通常仅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无主动调查义务。 上诉审的审查范围 ：对于“事实”问题，上诉审通常尊重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对于“法律”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上诉审可进行全面审查。将外国法定性为何者，影响上诉法院能否及如何审查一审对外国法的认定和适用。 第三步：世界各国的主要实践模式 各国对此问题的处理差异显著，主要形成三种模式： 事实说模式 ：以英国传统普通法为代表。将外国法视为“事实”，必须由当事人（通常是主张适用该外国法的一方）像证明其他案件事实一样进行主张和证明。法官不主动查明，且受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约束。若当事人未能充分证明，法院可推定该外国法与英国法相同，或驳回相关诉求。 法律说模式 ：以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为代表。认为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外国法与内国法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因此，法官有义务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可以提供协助，但法官的查明义务是主要的。这体现了国际私法追求判决结果一致性的理念。 折中说/特殊事实说模式 ：此为当今许多国家的趋势（如德国、瑞士、日本及中国）。该模式认为，外国法既非纯粹的内国法律，也非一般的事实，而是一种性质特殊的“事实”或“法律”。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 法官负有查明外国法内容的主要职责。 当事人有协助查明并提供信息的义务，特别是当该外国法是当事人约定选择的法律时。 在法官用尽合理途径仍无法查明时，可以适用替代法律（通常为法院地法）。 在上诉审中，对外国法内容及其适用的审查，可能采取介于事实审和法律审之间的特殊标准。 第四步：区分的软化与现代发展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深入，严格的“事实说”与“法律说”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逐渐模糊。发展趋势表现为： 强化法官的职权 ：即使在传统“事实说”国家，法官在当事人提供外国法资料后，也常会运用其法律技能进行解释和认定，不完全被动。 合作义务的增强 ：普遍认可当事人与法官在查明外国法方面的合作义务，许多国际公约（如海牙《关于外国法信息的欧洲公约》）也旨在建立司法协助渠道。 功能主义导向 ：现代立法和司法实践更关注如何高效、准确地确定外国法内容，以实现个案公正，而非纠缠于抽象的理论定性。例如，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法院、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查明外国法，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的，“应当”提供。这体现了以法官职权查明为主、当事人提供为辅的折中立场。 总结 ：国际私法中的“法律与事实的区分”，核心是解决外国法在诉讼程序中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它深刻影响着外国法的提出、证明、查明责任分配以及司法审查方式。从传统的“事实说”与“法律说”的对立，发展到如今以法官职权为主导、强调多方合作的折中模式，反映了国际私法实践日益注重功能性和实效性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