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愿" 基本概念引入 。在讨论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即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时，司法实务和刑法理论常常面临一个核心判断难题：行为人放弃继续实施犯罪，究竟是“想为而不能为”（客观不能），还是“能为而不想为”（主观不愿）。前者通常不成立犯罪中止，而后者则是犯罪中止“自动性”的核心体现。本词条旨在阐明这对关键区分标准。 “客观不能”的含义与法律后果 。 “客观不能” 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之所以停止犯罪，并非出于其本意，而是因为遇到了自身意志以外的、足以阻止犯罪继续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的客观障碍。这些障碍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足以压制行为人犯罪意志的力量。例如： 外界强力阻止 ：如被保安当场发现并制服，被警方包围。 犯罪对象灭失或不存在 ：如意图盗窃，却发现保险箱是空的；意图杀人，但目标人物已因其他原因死亡。 犯罪工具或手段失效 ：如开枪杀人，枪却卡壳无法击发；投放的毒药因药性失效而未致人死亡。 自身生理能力的客观限制 ：如意图强奸，但因自身突发疾病而完全丧失行为能力。 由于停止犯罪是迫于外在障碍，缺乏“自动性”，故不成立犯罪中止。根据犯罪停止时的具体阶段，可能构成犯罪预备或犯罪未遂。 “主观不愿”的含义与法律后果 。 “主观不愿” 是指，在客观上犯罪仍然可以继续进行、犯罪结果仍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其自由意志，主动、彻底地放弃了犯罪意图，并停止了犯罪行为或积极防止了结果发生。其核心在于“虽然能继续，但自己选择放弃”。促使放弃的动机可以多种多样，只要该动机最终内化为行为人自主的放弃决定即可，例如： 真诚悔悟 ：认识到行为的错误性，心生愧疚。 同情怜悯 ：对被害人产生同情、怜悯之心。 恐惧、担心事后受罚 ：虽然当时未被发觉，但害怕将来被法律追究。 嫌弃、厌恶 ：例如在伤害过程中觉得场景过于血腥而停止。 迷信、忌讳 ：因相信不吉利的征兆而放弃。 这些动机源于行为人内部心理变化，外部环境并未形成使其“不得不停”的强制力，因此符合“自动性”，是成立犯罪中止的关键。 核心区分：判断基准与疑难情形 。区分二者的核心在于， 考察阻止犯罪继续的因素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行为人“选择”的自由 。判断时应以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认识为基础，结合一般社会经验进行客观考察。重点和难点在于： 主观认识错误下的“客观不能” ：有时客观障碍实际上不存在或很轻微，但行为人误认为存在重大障碍而放弃。例如，行为人以为被害人已报警（实际未报）而仓皇逃离，这属于因认识错误而产生的“心理强制”，在行为人主观上仍属于“想为而不能为”（自认为无法继续），通常不认定为具有自动性，可能成立未遂。 “客观不利条件”与“主观不愿”的交叉 ：当存在一些不利条件，但尚未达到完全“不能”的程度时，需要仔细甄别。例如，盗窃时听到屋外有脚步声而放弃。如果脚步声只是路人经过，行为人因心虚、害怕被偶然发现而放弃，这属于“能为而不想为”（害怕风险），可成立中止。如果脚步声是巡逻警察且已接近门口，形成了现实的、紧迫的威胁，则属于“客观不能”。 “量”的积累转化为“质”的强制 ：一系列轻微不利因素的叠加，可能使行为人感到犯罪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从而“被迫”放弃。此时，需判断这些因素是否已从“增加犯罪难度”质变为“摧毁犯罪可能”。若已质变，则倾向于认定为“客观不能”；若仍属可克服的困难，行为人选择放弃，则可能属“主观不愿”。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清晰区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愿”，是准确适用犯罪中止制度、贯彻刑罚个别化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它将因外在压力而停止犯罪的“非自愿”行为排除在中止之外，同时又将基于内在动机转变而主动放弃犯罪的“自愿”行为纳入中止的优待范围，从而鼓励犯罪分子在犯罪结果发生前“悬崖勒马”，实现刑法保护法益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这一区分是犯罪中止理论精细化与实践操作精确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