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裁决的作出（裁决书中的法律适用冲突规范适用与阐释） 首先，从仲裁庭在作出裁决时如何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这一核心任务开始。在跨国或涉外的仲裁案件中，当事人可能来自不同法域，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连接因素也常分散于不同国家。当这些不同法域的法律对同一问题有不同规定时，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此时，仲裁庭不能主观随意地选择法律，而需运用一套客观、系统的规则来指引选择，这套规则即为“法律适用冲突规范”，或称“冲突法规则”。 第一步，理解冲突规范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冲突规范本身并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它只是一种“路标”或“指引”，其结构通常为“范围”加“系属”。“范围”指该规则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例如“合同效力”、“侵权责任”、“物权归属”。“系属”则指明对于该“范围”内的争议，应适用何地法律，其关键连结点常包括“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合同最密切联系地法律”、“侵权行为地法律”、“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等。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处理法律适用问题时，首先需明确待决事项的“范围”，然后根据选定的冲突规范找到其“系属”指向的实体法。 第二步，剖析仲裁庭确定冲突规范的具体步骤与依据。仲裁庭在此过程中遵循明确的次序：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这是首要原则。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基础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解决争议所应适用的法律，仲裁庭应直接适用该被选择的法律。此约定本身，就是一项最重要的冲突规范——“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确定适用的冲突法体系 ：若当事人未选择法律，仲裁庭需自行决定适用哪一国或哪一法域的冲突规范来指引法律选择。这本身可能产生冲突。国际主流实践是，仲裁庭可适用仲裁地的冲突规范，或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或“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冲突法规则，也可能直接适用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裁决书应对此选择作出说明。 运用确定的冲突规范寻找准据法 ：依据选定的冲突法体系，针对不同争议问题（如合同成立、履行、违约责任等）适用具体的冲突规范。最常见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应用。仲裁庭需在裁决书中详细分析各连接因素（如合同缔结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住所地、仲裁地等），论证为何某一法域的法律与合同存在最密切联系，从而被确定为合同准据法。 第三步，关注冲突规范适用中的特殊与复杂问题，此乃裁决说理深度的体现： 分割论与统一论 ：是对整个合同适用单一法律，还是对不同方面（如缔约能力、合同形式、实质效力）适用不同法律？仲裁庭需在裁决书中阐明立场。现代实践倾向于“分割论”，对不同性质的问题可能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找到不同的准据法。 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 ：某些法律规则（如关于反垄断、外汇管制、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的强制性规范）可能要求被直接适用，而无论冲突规范如何指引。仲裁庭需判断相关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决定是否绕过冲突规范而直接予以适用，并在裁决书中充分说理，以避免裁决因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而在执行阶段被拒绝。 反致与公共秩序保留的排除 ：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通常不接受“反致”（即不适用冲突规范指向的外国法中的冲突法），而直接适用该外国实体法。同时，若冲突规范指引适用的法律其结果明显违背国际公认的公共秩序，仲裁庭可能排除其适用，这属于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在仲裁法律适用中的体现。 冲突规范的缺漏与补全 ：对于某些新型争议（如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可能缺乏明确的成文冲突规范。此时，仲裁庭需依据普遍接受的国际私法原理、比较法研究成果或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的原则，通过推理创造性地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并将此推理过程完整载于裁决书。 第四步，审视裁决书对冲突规范适用的阐释要求。一份说理充分的裁决书，必须清晰展现上述完整的法律选择思维过程： 明确记载 ：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或主张。 逐步论证 ：在当事人无约定时，仲裁庭确定所依据的冲突法体系（如仲裁地冲突法、国际私法一般原则等）的理由。 具体适用 ：详细说明如何将具体的冲突规范（如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本案事实，分析各项连接因素的权重，得出准据法结论。 处理特例 ：对是否考虑强制性规定、是否排除反致、如何处理法律缺漏等问题进行专门分析和决定。 最终，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对法律适用冲突规范的娴熟、准确与透明适用，不仅是其公正裁决实体争议的逻辑起点，也是裁决本身具备可预见性、说服力，并能在后续司法审查（如撤销或执行程序）中经得起检验的关键所在。它体现了仲裁庭在程序自治框架下，运用专业法律技术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