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词条：劳动合同的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的关系 第一步：区分核心概念 首先，需要明确“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是不同法律领域的术语，但在劳动合同履行中产生了关联和适用。 履行抗辩权 ：在《劳动合同法》的语境下，主要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特定违约情形下，可以依法行使的权利，其直接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第三十八条）。其核心是“对抗”用人单位已发生的违约行为。 不安抗辩权 ：这是源自《民法典》合同编的一项制度（原《合同法》第六十八条），指在“双务合同”（双方互负义务的合同）中，应当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等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时，可以“中止”自己的履行，以保护自身权益。其核心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 第二步：阐明两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关联 劳动合同属于双务合同（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劳动者提供劳动），因此《民法典》中关于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原理（包括不安抗辩权）在法理上对劳动合同的履行具有参照和补充适用的空间。两者的关联主要体现在： 适用场景的交集 ：当用人单位出现经营严重困难、濒临破产等情形，可能导致其未来无法支付劳动报酬时，就同时触发了两个法律层面的问题。从《劳动合同法》看，这尚未构成“未及时足额支付”的实际违约；但从《民法典》合同履行原理看，这构成了劳动者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提供劳动）的潜在事由。 权利性质的互补 ：《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者履行抗辩权，更多地是针对用人单位“已发生”的、确定的违法行为。而“不安抗辩权”则提供了针对“可能发生”的履约风险的一种事前预防性救济手段，填补了劳动者在面对用人单位经营风险时的权利空白。 第三步：分析具体适用中的关键问题 在劳动合同履行中探讨不安抗辩权，需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行使条件 ：劳动者若要主张不安抗辩权，必须满足《民法典》规定的严格条件： 证据确凿 ：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或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非劳动者原因 ：该风险必须是用人单位自身原因导致，而非因劳动者过错或外部不可抗力（如疫情封控）直接造成。 逻辑顺序 ：通常适用于劳动者履行义务（提供劳动）在先，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在后的情况。如果报酬支付日已到期未付，则应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履行抗辩权（解除合同），而非不安抗辩权。 法律程序 ：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履行法定程序，即“中止履行”后，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用人单位提供了适当担保（如提供财产抵押、第三方保证等），劳动者应当恢复履行。这区别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无需通知即可立即解除合同的特定情形。 法律后果 ：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主要法律后果是“中止履行劳动合同”，即劳动者可以暂时停止提供劳动，且不构成旷工或违约。但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如果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劳动者可以进而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 第四步：总结区别与联系 最后，清晰梳理二者的关系： 主要区别 ： 法律渊源不同 ：履行抗辩权主要源于《劳动合同法》；不安抗辩权源于《民法典》。 适用情形不同 ：履行抗辩权针对“已发生的违约”；不安抗辩权针对“未来的履约风险”。 权利内容不同 ：履行抗辩权可导致劳动合同的立即解除；不安抗辩权首先导致合同的“中止履行”。 内在联系 ： 两者共同构成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不同失信状态（从风险到现实违约）下的多层次自我保护机制。 在用人单位出现丧失履行能力的高度可能时，不安抗辩权可作为劳动者采取防御措施（中止工作）的法律依据。若风险最终演变为现实违约（如确实无法支付工资），劳动者则可衔接行使《劳动合同法》下的履行抗辩权（解除合同并索赔）。 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因用人单位经营恶化导致的劳资纠纷时，仲裁机构或法院可能综合运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典》关于合同履行抗辩的基本原理来判定劳动者行为的正当性。 因此，理解“劳动合同的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它们分别应对“现实违约”与“预期风险”的不同定位，以及两者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形成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连续法律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