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核定中的和解契约 税收核定中的和解契约，是指在税务机关进行税收核定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就难以查清或核实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基于双方的妥协让步，相互达成协议，以解决争议、确定应纳税额的一种行政契约。 第一步：和解契约的基本理念与合法性基础 您可以将税收核定想象成一场需要“还原事实”的探案过程。有时，由于年代久远、证据灭失、计算复杂等原因，关键事实（如某项成本的真实金额、境外交易的定价等）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如果僵持不下，不仅耗费巨大行政和司法资源，也可能损害纳税人权益。为了高效、经济、合比例地解决争议，法律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用“协商一致”来取代“必须查清”，这就是和解契约。其合法性来源于行政法上的合作原则、效率原则以及税收程序对法律关系安定性的追求。它并非“和稀泥”，而是在事实难以查明时，一种合法的替代性确定方式。 第二步：和解契约的适用前提（何时可以谈和解） 并非所有争议都可以和解。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缔结和解契约，必须满足严格的法定或法理前提，主要包括： 事实或法律状态不明： 这是核心前提。存在对核定税额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如交易性质、成本费用、收入金额）或法律观点（如某项支出是否属于免税范围），且通过已尽调查职责仍无法查明或查明成本过高。简单来说，是存在“无解”的模糊地带。 妥协让步的相互性： 和解意味着双方都放弃了部分主张。纳税人接受一个可能高于其主张的税额，税务机关接受一个可能低于其估算的税额。单方面的妥协不构成和解契约。 目的正当性： 和解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终结程序，而非规避法律、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或第三人利益。和解结果应在可能的合理范围之内。 第三步：和解契约的订立程序与形式要求 为保证和解的严肃性与合法性，其订立需遵循特定程序： 启动： 可由纳税人申请，也可由税务机关在调查遇阻时提议。 协商： 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妥协范围、计算基础、最终税额等进行磋商。税务机关需履行告知义务，说明事实不明的情况及和解的法律后果。 形式： 和解必须订立 书面契约 。口头约定无效。契约中应明确记载：待解决的不明事实、双方各自的主张与妥协、达成一致的计税依据与税额、和解的法律效力声明等。 审查与批准： 重大或复杂的和解契约，税务机关内部可能需要经过法制部门审核或上级批准。 第四步：和解契约的法律效力与拘束力 一旦合法成立，和解契约对双方产生强大的拘束力： 确定力： 契约所确定的税额及相关事实，对本次税收核定产生终局性确定效果。税务机关应依据和解契约内容作出最终的税收核定决定。 不可撤销性（有限）： 除非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内容违法等导致契约无效的情形，任何一方不得任意反悔或撤销。 双重效力： 它既是解决本次税收核定争议的行政契约，其内容也构成了后续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决定（如《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基础和依据。纳税人履行契约后，就同一事实原则上不得再行争议。 第五步：和解契约的无效、失效与救济途径 和解契约并非“免死金牌”，在特定情况下其效力可能受影响： 无效事由： 如果和解所基于的前提（即事实不明）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例如发现了足以澄清事实的关键新证据），或和解内容明显违法、损害公共利益，该和解契约可能归于无效。 失效与履行： 纳税人未按和解契约履行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可废止和解，并依职权重新核定，且可能就纳税人违反契约的行为追究责任。 救济途径： 如果纳税人对和解契约本身的合法性有异议（如认为非自愿签订），或对税务机关依据和解契约作出的最终核定决定不服，可以就该 最终的税收核定决定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复议或诉讼中，和解契约的合法性将成为审查对象之一。 总结： 税收核定中的和解契约，是税法程序中引入契约精神、体现合作行政的重要制度。它是在“事实真伪不明”这一特殊困境下，以双方的相互妥协换取法律关系的安定与效率。但它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形式要求，其效力强大但非绝对。理解它，有助于您认识税收程序并非总是单向的、强制性的，在法定框架内也存在协商解决争议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