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础概念：何为“中止行为”与“损害结果” 中止行为 ：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这是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让犯罪既遂结果发生”这一意志的外在表现。例如，在投毒杀人后，主动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 损害结果 ：这里特指在犯罪中止过程中，可能伴随发生的、构成要件结果之外的、刑法上值得关注的危害后果。例如，上述例子中，在投毒和送医救治之间，被害人因中毒已对身体健康造成了实际损害（但未达死亡的程度）。 核心问题：为什么要讨论二者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的“损害”认定，直接关系到处罚的轻重。 然而，并非所有在中止前后出现的损害结果，都能直接归因于“中止行为”本身，并据此适用“造成损害”的处罚规定。必须精确判断： 这个“损害”结果，是中止前的犯罪行为自然导致的，还是由于行为人的中止行为本身（或其不完美）所引发或加重的？ 这决定了能否将该“损害”作为对中止犯“应当减轻处罚”的依据。 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与判断步骤 步骤一：损害结果的性质区分 。首先明确，这里的“损害” 不是 行为人原本意图实现的、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犯罪结果（如死亡之于故意杀人罪），否则犯罪已既遂。它通常是一种** “犯罪结果以外的损害”** ，例如故意杀人中止后造成的被害人重伤、轻伤，或抢劫中止中对被害人造成的轻微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 步骤二：因果关系链条的梳理 。需要将整个事件过程分解为两个阶段： 犯罪实行行为阶段 ：行为人为实现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最初的、基础的危险状态或初步损害。如投毒行为导致毒物进入被害人体内。 犯罪中止行为阶段 ：行为人出于己意，为阻止犯罪结果发生而实施的中止行为。如将被害人送医、呼救、实施急救等。 步骤三：关键判断——损害结果的归因 。核心问题是：最终被法律评价的“损害”，究竟应主要归因于前一阶段（实行行为），还是后一阶段（中止行为）？ 归因于实行行为 ：如果损害结果主要是由犯罪行为直接、必然引起的，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中止行为，该损害也属于犯罪行为本身的“作品”。例如，持刀砍杀数刀致人重伤后，因恐惧而停止并送医，重伤结果由砍杀行为造成，与“送医”这一中止行为无关。此时， 因果关系链条为：实行行为 → 损害结果 。对行为人适用“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是合理的，因为这损害是其实行行为的直接体现。 归因于中止行为 ：这种情况较为特殊，但需要辨析。即损害结果主要是由行为人实施的中止行为本身所直接造成，而非由实行行为必然导致。例如，为阻止被害人（被捆绑但无毒无害）去报警（犯罪未完成），在慌乱中拖拽被害人致其摔倒重伤。此处的重伤，与先前的拘禁行为（实行行为）无直接必然联系，而是由不恰当的“中止行为”（拖拽）直接造成。此时， 因果关系链条为：中止行为 → 损害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将该损害结果作为对“中止犯”减轻处罚的依据，其合理性就需要审慎考量，因为该损害并非犯罪实行意图的体现，甚至可能是新的过失行为所致。 实践意义与结论 确立中止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审查，其根本目的在于 精确、公正地适用中止犯的处罚规定 。它要求司法者不能简单地将中止前、中止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危害结果都一律认定为适用“减轻处罚”的“损害”。 主要判断规则 是：只有当可归责的“损害结果”与 犯罪实行行为 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是该实行行为内在危险性的现实化体现时，才应将其评价为刑法第24条中的“造成损害”，对行为人适用减轻处罚。如果损害纯粹或主要由行为人实施的中止行为本身所引发，则需单独评价该行为（可能构成其他过失犯罪），不宜简单将其作为对“中止犯”减轻处罚的依据，否则可能不当扩大中止犯的处罚范围或混淆不同性质的行为责任。这一分析确保了刑罚减免的根据（自动性、有效性、减少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后果之间的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