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行政约谈” 第一步：核心概念界定 “环境行政约谈”是指，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统称“被约谈方”）存在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环境违法倾向或已发生环境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直接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度时，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即“约谈方”），通过正式的、非强制性的谈话方式，对其进行警示、告诫、督促，要求其说明情况、分析原因、提出并落实整改措施的行政行为。其核心性质是一种行政指导性、预防性和督促性的监管手段，而非最终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 第二步：制度设立目的与功能 设立此制度主要为了实现以下功能： 预防警示功能 ：在环境危害结果实际发生或违法行为持续恶化前，提前介入，通过正式谈话发出明确警示，防止事态扩大。 督促整改功能 ：通过面对面沟通，督促被约谈方正视问题，主动、及时地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实现环境问题的柔性治理。 沟通教育功能 ：为行政机关和被监管对象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渠道，宣讲法律政策，明确监管要求，提升被约谈方的环保意识和守法自觉。 执法衔接功能 ：约谈通常作为行政执法的前置环节或并行措施。若约谈后整改不力，将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若整改到位，则可能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体现了分级分类、精准监管的思路。 第三步：启动条件与适用情形 根据《环境保护法》及《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等规定，启动环境行政约谈通常基于以下情形之一： 存在重大环境风险隐患 ：如生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存在明显缺陷，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特定环境问题 ：如污染物排放超标、总量控制指标即将用尽、信访投诉集中且属实、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 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尚在整改期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但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或已责令改正但需要进一步督促落实。 未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如环保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未按要求公开环境信息等。 针对地方政府或部门 ：当某地区环境质量恶化、未完成环保目标、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时，上级政府或环保部门也可约谈其负责人，此为“政府约谈”，是另一种重要类型，但本词条聚焦于对市场主体的约谈。 第四步：基本程序与内容要点 一次完整的环境行政约谈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发起与通知 ：约谈方经内部审批后，向被约谈方发出书面《约谈通知》，载明约谈事由、时间、地点、需说明的事项及应携带的材料。 举行约谈 ： 出席人员 ：约谈方通常由相关负责人和执法人员参加；被约谈方通常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 主要环节 ：约谈方指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被约谈方陈述说明、解释原因、汇报已采取的措施及后续计划；双方进行问询与沟通。 制作笔录 ：整个过程形成《约谈笔录》，由双方阅核签字确认，作为重要书证。 整改与后督察 ：约谈的核心在于整改落实。被约谈方需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约谈方会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后督察，核实整改效果。 结果处理 ： 整改到位的，案件可了结。 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约谈、约谈后不落实整改或整改不力的，约谈方将依法采取下一步监管措施，如立案调查、行政处罚、媒体曝光、纳入环境信用失信记录等，并可能从重处理。 第五步：法律属性与效力辨析 需准确理解其法律属性：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约谈本身不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被约谈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强制执行力。是否参加、是否整改，首先依赖于被约谈方的自觉。 具有法律意义的程序行为 ：虽然约谈决定本身不可诉，但约谈是法定监管程序的一部分。不配合约谈或约谈后不整改的行为，会成为行政机关后续作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时考量的重要事实依据和情节，从而间接产生法律后果。 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核心区别在于“惩戒性”。行政处罚是对过去已确定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具有惩戒性和最终处理性；行政约谈是对现存问题或风险的管理介入，强调警示、督促和未来的整改，不具有财产罚或资格罚的内容。 总结而言， 环境行政约谈 是环境监管中一种重要的“软法”工具和过程性监管手段，它通过正式的沟通机制，将法律威慑转化为主动整改的动力，体现了现代环境治理中刚柔并济、预防为主的理念，是连接日常监管与行政处罚的关键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