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定性（Qualification / Characterization）的步骤 第一步：法律关系定性的核心定义与初步感知 法律关系定性，是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面对一个具体案件事实， 必须首先进行的、将案件事实归入特定法律范畴 的思维过程。这就像一个“贴标签”或“分类”的初始步骤。例如，面对“A在外国驾车不慎撞伤B”这一事实，法院必须判断这本质上是一个“侵权”问题，还是一个“合同”问题（比如，如果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则可能涉及违约与侵权的竞合）？这个判断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后续将适用哪一条“冲突规范”（法律选择规则）。如果定性为侵权，就去找关于侵权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如果定性为合同，就去找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这两类规则指向的准据法（应适用的法律）可能完全不同。 第二步：法律关系定性的必要性与“难题”的浮现 为什么必须进行定性？因为冲突规范本身是 由“范围”和“系属”构成的抽象规则 。例如，“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这条冲突规范中，“不动产物权”是“范围”，“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是“系属”。法官必须先将案件事实（如“某人主张对位于外国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归入“不动产物权”这个“范围”，才能启动该规则，找到“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这个“系属”。 这里的根本难题在于：依据哪个国家的法律概念体系来进行这个“归入”或“分类”工作？ 是用法院地法（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属国的法律）的概念，还是用准据法（最终可能被选择适用的那个外国法）的概念，抑或是用所谓的“比较法一般概念”？ 第三步：法律关系定性的主要学说与解决方法 国际私法学说和各国实践针对上述难题，发展出不同的定性标准，主要有： 法院地法说 ： 这是最主流、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主张以法院地国的实体法概念和分类体系作为定性依据。理由在于：冲突规范是法院地国国内法的一部分，其解释理应依照法院地法；法官最熟悉本国法律概念，操作简便，可维护本国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但缺点在于：可能过于机械，若法院地法中缺乏完全对应的制度（如某些国家法律中的“信托”），可能导致定性不当或无法定性。 准据法说 ：主张用案件“范围”所指法律关系最终应适用的那个实体法（即准据法）的概念来定性。理由是：定性是为了正确适用准据法解决纠纷，自然应按该法的标准来理解案件性质。但此说存在 逻辑循环 的致命缺陷：必须先通过定性找到冲突规范，才能确定准据法；而准据法说却要求先用准据法来定性，这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分析法学与比较法说 ：主张不应局限于某一国法律，而应基于 对各国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提炼出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律概念和分类 来进行定性。这被认为是最理想、最科学的方法，能实现判决的国际协调。但在实践中难度极大，要求法官具备极高的比较法素养，且所谓“普遍概念”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可操作性不强。 个案定性说 / 功能定性说 ：主张不应拘泥于抽象概念，而应考察具体案件中 法律关系的功能、目的和社会经济背景 ，进行灵活、个案的定性。这种方法能更好地适应新型、复杂的法律关系，但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 第四步：法律关系定性的特殊问题——“二级定性” “二级定性”是指在确定了应适用的冲突规范并初步指向某国法律（准据法）后，在具体适用该准据法的过程中，遇到的 对具体法律概念、制度进行识别和解释的问题 。它发生在“一级定性”（确定冲突规范的“范围”）之后。例如，一级定性确定案件为“继承”问题，根据冲突规范指向甲国法。但甲国法中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和“遗嘱继承”的不同规则。此时，判断被继承的某项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遗嘱财产”，就属于二级定性。对于二级定性的依据，通说认为应适用 准据法 （即甲国法）来解决，因为此时法律选择已定，具体制度的划分属于实体法解释问题。 第五步：现代实践与发展趋势 当代各国实践多以 法院地法说为基础，但辅以比较法和功能定性的方法进行软化处理 。具体表现为： 基本步骤 ：首先尝试用法院地法概念进行定性。 补充与修正 ：当法院地法概念明显不适用于涉外案件，或存在制度空缺时，法官会参考比较法的知识、相关国际公约的定义，或考虑制度的功能，做出更合理、更符合国际共识的定性。例如，对于“信托”的定性，即使法院地国没有信托制度，也会参考普通法系或《海牙信托公约》的理解，将其定性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关系，而非简单地归入“合同”或“物权”。 国际公约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国际私法公约（如关于合同、侵权、扶养等的海牙公约）直接对关键法律概念进行了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缔约国的定性标准，减少了定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