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之公司国籍 我们来探讨“外交保护”范畴下的一个专门问题：对公司的外交保护，其核心在于确定公司的国籍。这是国际法在处理如何为一国在海外的商业实体提供法律保护时的关键起点。 第一步：基本概念与核心问题 外交保护，是指当一国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外国受到不法侵害，且用尽当地救济后，其国籍国可以通过外交或法律途径追究该国责任，以保护其国民的权利。当保护对象是公司时，首要问题就是： 这家公司是哪个国家的？ 即确定公司的国籍。只有国籍国才有权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这与对自然人的保护类似，但公司的国籍判定更为复杂，因为公司的成立、管理、资本构成和实际控制可能涉及多个国家。 第二步：传统判定标准——成立地标准 这是国际法中最普遍、争议最小的标准。根据此标准，一家公司的国籍由其 注册成立地 或 法定住所地 的法律决定。一家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成立并注册的公司，其国籍就是美国。这个标准清晰、客观、易于查明，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然而，它的一个显著缺陷是可能导致“邮箱公司”问题——即公司在某国成立，但经营活动、管理、资本和实际控制人均在另一国，从而使成立地国与公司缺乏“真实有效联系”。 第三步：应对传统标准缺陷——真实联系标准 为了解决“邮箱公司”问题，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引入“真实联系”标准，即公司的国籍应与其有“最密切和真实联系”的国家，考虑因素包括 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主要营业地、股东国籍 等。但这一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因为管理和控制可能分散，股东可能来自多国，导致国籍认定不稳定。目前，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成立地标准仍是主导规则，而真实联系标准主要用于特定领域（如战时敌产认定）或作为辅助检验。 第四步：核心争议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关于公司外交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国际法院1970年判决的“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有限公司案”。此案确立了公司国籍判定的两项关键规则： 公司独立人格原则 ：公司拥有独立于其股东的法律人格。因此， 原则上只有公司国籍国才能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 ，股东国籍国无权仅因股东权益受损而对侵害公司行为行使外交保护。这保护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公司的成立地国（通常是投资东道国）的管辖权。 股东国籍国保护的例外 ：在一种极端情况下，股东国籍国可以行使保护权，即当 公司法人人格在事实和法律上已终止（如公司解散），或公司国籍国本身是加害国，导致公司无法获得其国籍国的保护 时。这被称为“公司面纱揭破”的例外情况。本案中，加拿大籍股东（巴塞罗那公司最终股东）的国籍国比利时，因公司国籍国加拿大未行使保护，而试图以股东国籍国身份起诉西班牙，但国际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上述例外条件，驳回了比利时的诉求。 第五步：当代发展——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角色 传统外交保护程序繁琐、政治性强。现代国际投资法通过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提供了替代机制。BITs通常直接赋予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 （包括公司法人）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权利。此时，确定公司是否有资格享受BITs保护的关键，往往在于其是否具有“ 缔约另一方投资者 ”的身份。BITs对此的认定标准各异，可能结合成立地标准、住所地标准，以及有时要求的“ 实质性营业活动 ”标准，以排除纯粹的壳公司。这实际上是在条约层面纳入了“真实联系”的考量，但由缔约国通过条约自主约定。 第六步：总结与要点归纳 综上，国际法上对公司外交保护的国籍判定遵循以下逻辑： 基本原则是成立地/注册地标准 ，这是确定公司国籍、从而确定外交保护权的首要和主要规则。 传统外交保护中，公司国籍国享有专属权利 ，股东国籍国的保护权仅限于公司人格消灭或国籍国无法保护的极端例外情况（巴塞罗那公司案原则）。 现代国际投资条约（如BITs）提供了更直接的救济途径 ，其对公司“投资者”国籍的认定标准由条约规定，可能比传统外交保护规则更灵活，并注重防止权利滥用。这反映了保护海外投资方式从政治性的外交保护向法律化的条约仲裁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