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字数 2067 2025-12-18 08:55:57

环境法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第一步：理解生态产品的基本概念
“生态产品”是一个中国语境下提出的特定法律与政策术语。它并非指在市场上售卖的实物商品，而是指生态系统通过自然过程或辅以少量人类劳动，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物质供给类：如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安全的食品、木材等可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
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类：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气候调节、固碳释氧、净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景观美学等难以直接量化的服务。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命题，就是要为这些原本“无价”或“低价”的生态服务和资源，找到市场或准市场的定价与交易机制，让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获得经济回报，从而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第二步：认识其作为法律机制的背景与目标
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产品因其公共物品属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其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自动体现，导致“保护者吃亏、使用者免费、破坏者得利”的扭曲现象。这本质上是市场失灵。为此，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下，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为国家战略（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在法律体系中，这已成为环境法，特别是自然资源法、经济法交叉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牵引性机制。其核心法律目标在于：

矫正外部性：通过制度设计，将生态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效益内部化，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得到补偿。
提供经济激励：为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农户提供持续保护生态的经济动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不足的难题。
促进绿色发展和公平分配：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并保障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的公平发展权。

第三步：掌握其主要的法律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非单一制度，而是一套组合工具。在环境法框架下，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运作：

政府路径（公共支付与规制）：
- 生态保护补偿：这是最核心的法律制度之一。通过纵向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横向的地区间、流域上下游间协议补偿，由政府作为代表，购买生态保护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长江保护法》）对此有原则性规定。
- 生态权益交易：政府设定总量控制目标，并创设可交易的产权或配额，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典型制度包括：
  - 排污权交易：企业间交易政府分配的污染物排放配额。
  - 碳排放权交易：在国家和试点区域市场交易温室气体排放配额。
  - 用能权交易：交易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
  - 水权交易：在流域或区域内交易取用水权。
- 制定和运用生态价值评估标准：政府组织制定技术规范，对生态产品的物质供给量、调节服务价值等进行核算，为交易、补偿、考核等提供量化依据。
市场路径（直接市场交易）：
- 发展生态产业化经营：通过法律保障和规范，发展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将优质生态资源直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相关法律涉及《旅游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
- 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如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经核证的减排量（CCER）可用于抵消部分碳排放配额。这需要方法学认证、监测核证等法律和技术规则支撑。
- 绿色金融与生态银行：法律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生态贷”、未来收益权抵押、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保护修复和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这需要《民法典》中物权、担保规则以及金融监管规则的配合。
混合路径（政府与市场协同）：
-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公益性较强的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与关联的产业开发项目“肥瘦搭配”，一体化实施，用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投入。这涉及项目融资、土地、规划等多领域法律政策的集成创新。
- 建立区域性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由政府主导搭建市场平台，制定交易规则，为各类生态产品（如林业碳汇、清水量等）提供集中交易场所，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步：辨析相关的法律问题与挑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法律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产权界定难题：空气、流域生态系统等生态产品的权属往往不清晰，这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性法律障碍。
价值核算的科学性与法律可接受性：如何对调节服务等非实物产品进行科学、公允、统一的货币化核算，并使其核算结果在法律诉讼、补偿协商中被认可，是一大技术法律难题。
法律规则体系分散：相关规定见于多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缺乏高位阶的专门立法进行系统整合与协调。
监管与风险防范：需要防止“洗绿”、虚增生态价值、金融炒作等风险，需建立相应的监测核证、信息披露、审计和法律责任制度。

总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环境法从传统“命令-控制”型管制，向更多运用经济激励和市场工具转型的关键体现。它通过法律构建一系列产权、交易、补偿和金融制度，旨在为生态保护注入内生经济动力，是连接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法律桥梁。其实施成效，高度依赖于产权、核算、交易、监管等具体法律规则的精细化与体系化建设。

环境法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第一步：理解生态产品的基本概念 “生态产品”是一个中国语境下提出的特定法律与政策术语。它并非指在市场上售卖的实物商品，而是指生态系统通过自然过程或辅以少量人类劳动，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物质供给类：如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安全的食品、木材等可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类：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气候调节、固碳释氧、净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景观美学等难以直接量化的服务。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命题，就是要为这些原本“无价”或“低价”的生态服务和资源，找到市场或准市场的定价与交易机制，让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获得经济回报，从而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第二步：认识其作为法律机制的背景与目标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产品因其公共物品属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其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自动体现，导致“保护者吃亏、使用者免费、破坏者得利”的扭曲现象。这本质上是市场失灵。为此，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下，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为国家战略（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在法律体系中，这已成为环境法，特别是自然资源法、经济法交叉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牵引性机制。其核心法律目标在于：矫正外部性：通过制度设计，将生态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效益内部化，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得到补偿。提供经济激励：为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农户提供持续保护生态的经济动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绿色发展和公平分配：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并保障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的公平发展权。第三步：掌握其主要的法律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非单一制度，而是一套组合工具。在环境法框架下，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运作：政府路径（公共支付与规制）：生态保护补偿：这是最核心的法律制度之一。通过纵向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横向的地区间、流域上下游间协议补偿，由政府作为代表，购买生态保护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长江保护法》）对此有原则性规定。生态权益交易：政府设定总量控制目标，并创设可交易的产权或配额，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典型制度包括：排污权交易：企业间交易政府分配的污染物排放配额。碳排放权交易：在国家和试点区域市场交易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用能权交易：交易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水权交易：在流域或区域内交易取用水权。制定和运用生态价值评估标准：政府组织制定技术规范，对生态产品的物质供给量、调节服务价值等进行核算，为交易、补偿、考核等提供量化依据。市场路径（直接市场交易）：发展生态产业化经营：通过法律保障和规范，发展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将优质生态资源直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相关法律涉及《旅游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如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经核证的减排量（CCER）可用于抵消部分碳排放配额。这需要方法学认证、监测核证等法律和技术规则支撑。绿色金融与生态银行：法律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生态贷”、未来收益权抵押、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保护修复和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这需要《民法典》中物权、担保规则以及金融监管规则的配合。混合路径（政府与市场协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公益性较强的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与关联的产业开发项目“肥瘦搭配”，一体化实施，用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投入。这涉及项目融资、土地、规划等多领域法律政策的集成创新。建立区域性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由政府主导搭建市场平台，制定交易规则，为各类生态产品（如林业碳汇、清水量等）提供集中交易场所，降低交易成本。第四步：辨析相关的法律问题与挑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法律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产权界定难题：空气、流域生态系统等生态产品的权属往往不清晰，这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性法律障碍。价值核算的科学性与法律可接受性：如何对调节服务等非实物产品进行科学、公允、统一的货币化核算，并使其核算结果在法律诉讼、补偿协商中被认可，是一大技术法律难题。法律规则体系分散：相关规定见于多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缺乏高位阶的专门立法进行系统整合与协调。监管与风险防范：需要防止“洗绿”、虚增生态价值、金融炒作等风险，需建立相应的监测核证、信息披露、审计和法律责任制度。总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环境法从传统“命令-控制”型管制，向更多运用经济激励和市场工具转型的关键体现。它通过法律构建一系列产权、交易、补偿和金融制度，旨在为生态保护注入内生经济动力，是连接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法律桥梁。其实施成效，高度依赖于产权、核算、交易、监管等具体法律规则的精细化与体系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