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主观恶性减少”与“客观危害减少”的关系 基本概念与背景引入 “主观恶性减少”与“客观危害减少”是理解和评价犯罪中止行为，并据此决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两个核心层面，也是“必减主义”或“得减主义”原则背后的理论支撑。在探讨“主观”与“客观”这两个抽象概念前，需先明确： 犯罪中止 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法律对中止犯的优待，主要基于其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减弱。 “主观恶性减少”的内涵与体现 “主观恶性”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主要指其反社会、违反规范的意志和思想倾向的恶劣程度。在犯罪中止中， 主观恶性减少 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出于本人的意志（ 自动性 ），主动、彻底地停止了本可继续的犯罪行为，或积极努力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放弃”表明其犯罪意图发生了逆转， 从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转变为否定、放弃该犯罪意图 。这种心理上的积极转变，降低了行为人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是其可谴责性（有责性）降低的核心依据。例如，持刀行凶者，在能继续刺中的情况下主动收手，其内心的犯罪意志（故意）被主动打消，体现了主观恶性的显著减少。 “客观危害减少”的内涵与体现 “客观危害”是指犯罪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法治秩序所造成的侵害或现实危险。在犯罪中止中， 客观危害减少 具体体现为：由于行为人实施了有效的 中止行为 ，使得本应发生的、符合犯罪既遂要求的危害结果 最终没有发生 。无论是因为行为人停止后续行为（ 行为未实行终了的中止 ），还是因为其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阻止了结果（ 行为实行终了的中止 ），其最终的客观后果都比犯罪既遂（或普通未遂）要轻。这种结果层面的减轻，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降低的直接、客观标志。即使某些中止行为造成了部分损害，但相比于其原本意图造成的全部犯罪结果，客观危害总量依然减少了。 两者的关系：互动、统一与侧重 互为表里，相互支撑 ：“主观恶性减少”是行为人内心意志的转变，是“因”；“客观危害减少”是这种意志转变在外部世界引发的实际效果，是“果”。有效的 中止行为 是将“主观恶性减少”外化为“客观危害减少”的桥梁。两者通常统一存在于一个有效的犯罪中止中： 没有“主观恶性减少”的意志逆转，就不会有真正旨在避免结果的中止行为；没有“客观危害减少”（结果未发生）的客观事实，则无法最终证实中止行为的有效性及其积极社会效果。 在犯罪中止认定与处罚中的功能侧重 ： 在认定犯罪中止成立时，对“主观恶性减少”（自动性）的判断是关键前提。 行为人必须基于自主意志放弃犯罪，无论其动机是悔悟、同情、恐惧还是其他。缺乏“自动性”，即使结果未发生，也只构成犯罪未遂而非中止。 在对中止犯决定如何减免刑罚时，“客观危害减少”的程度是重要考量因素。 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的“损害”即指 与犯罪既遂结果性质不同的、独立的损害结果 。是否造成损害、损害大小，直接反映了客观危害的实际减损程度，是具体量刑（免除或减轻）的客观依据。 特殊情形下的分离与处理 ：在理论上可能出现行为人主观恶性显著减少（如真诚悔悟并尽力挽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最终未能防止结果发生（客观危害未减少）。此时，因不符合“有效性”要件，不成立犯罪中止，只能作为犯罪既遂后行为人悔罪态度好的量刑情节考虑，不能适用中止犯的减免规定。这从反面印证了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同时满足主客观两方面的减少。 总结与理论延伸 综上所述，犯罪中止制度中的“主观恶性减少”与“客观危害减少”是 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关系 。前者侧重于行为人 人身危险性 的降低，是减免刑罚的主观基础；后者侧重于行为 社会危害性 的实际减轻，是减免刑罚的客观依据。法律对中止犯给予比未遂犯更大幅度宽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 不仅在主观上主动否定犯罪，而且在客观上实际减少了法益侵害 ，从而在 责任 和 违法性 两个层面都获得了减轻评价。理解这一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犯罪中止制度的立法精神、司法认定逻辑和刑罚裁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