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时空性”要件中“犯罪过程中”的起算与终点认定的例外探讨 基础概念的再定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犯罪过程”的经典定义。通常，它始于犯罪预备行为的起点，终于犯罪既遂。犯罪中止的“时空性”要件要求行为人必须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防止结果发生。传统上，这个过程被认为在犯罪既遂时刻自然终结。然而，某些特殊犯罪形态或理论观点对这一“终点”提出了挑战，构成了认定的例外。 例外情形一：结果发生但行为未终了的“过程”延续 。在某些犯罪中，即使法定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但犯罪行为本身在时空上可能并未自然结束，行为人后续的行为仍可能逆转或减轻危害。最典型的例子是 自动有效防止“加重结果”发生的情形 。例如，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场合，行为人实施伤害行为已造成被害人重伤（基本结果已发生），但死亡这一加重结果尚未发生。在重伤至死亡的过程中，行为人积极送被害人救治，有效防止了死亡结果。此时，尽管基本犯（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结果（轻伤或重伤）已实现，但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一整体的犯罪进程而言，死亡结果尚未发生，行为人防止该加重结果的行为，仍被视为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可以成立针对加重结果的犯罪中止，从而对死亡结果负责。这突破了“基本结果发生即过程终结”的僵化理解。 例外情形二：实行行为与犯罪既遂存在“时空间隔”的犯罪 。在状态犯中，犯罪行为实施完毕，犯罪达到既遂状态，但该不法状态仍在持续。通说认为，既遂之后不存在中止。但存在一种理论上的争议点：在某些犯罪行为实施完毕、结果发生，但行为人立即、自动地采取措施，完全消除了不法状态、恢复了法益原状的情形。例如，行为人窃得他人财物（盗窃既遂），但刚离开现场不久（时空联系极为紧密），因内心悔悟，又自动将财物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未被任何人察觉。有部分观点（如“实质的犯罪既遂说”或“准中止”的扩大解释）认为，此种情形下，从实质的违法性减少和刑事政策鼓励的角度，可例外地承认其成立犯罪中止，或至少应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这可以视为对“犯罪过程”终点的一种实质性、功能性延伸解释的例外探讨。 例外情形三：危险犯中“具体危险”发生后的“实害”防止 。在具体危险犯中，行为造成了法定的具体公共危险状态即视为既遂（如放火罪，点燃目的物、足以独立燃烧即既遂）。然而，在危险状态发生但实害结果（如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尚未发生前，行为人自动采取有效措施（如主动扑灭火势），防止了实害结果的发生。对此，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危险犯已既遂，不能成立犯罪中止，但自动防止实害结果的行为可作为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然而，亦有学者认为，从鼓励行为人及时“回撤”、最大限度保护法益的刑事政策出发，可考虑在立法或司法上对此种情形给予类似中止犯的减免处罚待遇。这构成了一种立法论或刑罚裁量上的例外考量，挑战了既遂后绝对无中止的传统观念。 例外探讨的意义与界限 ：上述例外情形的探讨，核心在于平衡“犯罪形态理论的稳定性”与“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其意义在于，促使我们更实质性地理解“犯罪过程”，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时间流程，而是一个与法益侵害状态的变化紧密关联的、可能因行为人主动、有效的补救行为而产生法律评价上“回溯”或“修正”效果的过程。然而，必须明确界限：这些“例外”在现行中国刑法通说和司法实践中，大多 并未被普遍承认为成立犯罪中止 （除了第2点关于加重结果中止的认定相对成熟），而主要是作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应当”考量的 减轻处罚情节 。它们的作用在于丰富对“犯罪过程”内涵的理解，提示在量刑时应充分评价行为人既遂后的积极恢复行为，并为未来可能的立法或理论发展提供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