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违法所得”计算中的“成本”扣除问题

1. 基本概念界定

   • 违法所得：指当事人因实施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未被法律所认可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个法律概念，核心在于“违法”与“所得”的结合。
   • “成本”扣除问题：这是违法所得计算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争议与难点。它指的是，在计算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时，是否应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扣除当事人为获取该违法所得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如原材料、设备损耗、人工、运输、宣传等成本）。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最终罚没数额的确定，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有重大影响。

2. “不予扣除”为原则的法律规定与理论基础

   • 现行法律规定：我国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该条款将“所得款项”作为违法所得的基本定义，并未提及成本扣除。同时，大量单行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等）在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时，通常也未明确支持成本扣除。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多数领域也持类似立场。
   • 理论基础：
     1. 剥夺违法收益原则：行政处罚中“没收违法所得”的主要功能，并非惩戒，而是对不法状态的纠正，旨在将当事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不当得利予以“归零”，使其经济上回复到违法行为未发生的状态。如果允许扣除成本，意味着当事人为违法目的而进行的“投资”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违背了法律不保护非法行为所生利益的基本原则。
     2. 预防与威慑功能：不予扣除成本，使违法者不仅无法获利，还可能损失其投入的“成本”，从而加大了其违法经济成本，更能有效遏制违法动机，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
     3. 便利执法与计算：在某些复杂案件中，违法成本的界定、核算与举证极为困难。采用“收入款项”原则，以全部收入作为违法所得，简化了计算程序，提高了执法效率，也避免了当事人通过虚构成本来规避处罚。

3. “例外扣除”的情形与规则

   • 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这是成本扣除最主要的合法依据。例如，在证券期货领域、部分价格违法领域，相关规章明确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计算可以扣除合理的税费或成本。必须严格遵循“从其规定”。
   • “善意”成本的特殊考量（理论与实践中存在探讨）：在极少数情形下，当部分成本对应的物品或服务本身是合法合规的，且当事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对该部分成本对应的行为“善意”地认为合法（但这通常难以证明），在计算用于非法用途的该部分成本时，可能存在讨论空间，但这并非普遍规则，且举证责任在当事人。
   • “工具、设备、原材料”的单独处理：需要区分“成本”和“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设备、原材料”这两个概念。后者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可以“没收”的独立对象。在计算违法所得时不予扣除的成本，通常不直接等同于这些应被没收的实物本身的价值。对实物的没收是另一独立的处罚或处置措施。

4. 计算与认定中的关键操作要点

   • 明确计算起点：执法机关需首先确定作为计算基数的“所取得的款项”，这包括因违法行为直接取得的销售收入、服务报酬、对价等全部货币收入。
   • 税费处理：已向国家缴纳的税款，通常被视为对国家财政的合法贡献，与违法收益本身性质不同。实践中，部分执法领域和司法判例倾向于认为，有合法票据证明的、已实际缴纳的税款，可以在违法所得中予以扣除，因为这并未使当事人获得净收益。但这仍需以具体规定或裁量为准。
   • “退赔”优先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 这意味着，如果违法行为同时损害了其他公民、法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如消费者、被侵权人），应当优先将违法所得退赔给受害人。退赔部分不再予以没收。此时的“退赔款”性质上已不属于违法者的“所得”，在计算最终没收额时自然无需涉及成本扣除问题，而是从总收入中优先划出退赔部分。
   •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主张适用某个允许扣除成本的特别规定，或者主张其支出的某项费用（如已缴税款）应予扣除，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提供合同、发票、完税凭证等有效证据。

5. 总结与核心原则
   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计算时的“成本扣除问题”，其处理遵循 “全部收入为原则，法定扣除为例外，退赔支付优先” 的核心逻辑。执法实践以不予扣除违法成本为基本立场，旨在彻底剥夺违法收益，发挥法律的威慑和教育功能。任何扣除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要处理好与优先退赔受害人、与没收非法财物等制度的关系，确保过罚相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