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开发与保护协调”原则 核心概念界定 该原则是指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时，必须同步考虑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实现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之间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其核心是反对“先开发、后治理”或“重开发、轻保护”的单一线性模式，强调在开发决策、规划、实施、监管的全过程中，嵌入保护的要求，确保开发活动在生态环境可承载、资源可再生的范围内进行，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原则的法律渊源与确立过程 这一原则并非单一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中国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是多项具体法律制度和政策要求的抽象与整合。它主要源于以下法律基础： 《宪法》基础 ：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关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为其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综合性法律 ：《环境保护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以及其中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要求，是其直接来源。 单行资源法律的具体体现 ：在《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均包含有在开发利用中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破坏生态、实现可持续利用的条款。这些分散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协调原则”的规范支撑。 政策文件的升华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等顶层设计，明确要求“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从政策层面固化和升华了这一原则。 原则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实现机制 该原则并非空洞口号，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得以落地实施，主要包括： 规划协调机制 ：要求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开发利用专项规划时，必须同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资源承载力评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保护区域，从空间布局上保障开发与保护的协调。 开发全过程管控机制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资源开发“全过程监管制度”，确保每一个开发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运营、闭坑/退役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措施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 ：当资源开发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或他人权益造成影响时，通过“生态补偿制度”、“占用补偿制度”、“损害赔偿制度”等，要求开发者支付相应的成本，用于生态修复或对受损方进行补偿，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社会利益的再平衡。 技术标准与产业政策引导机制 ：通过制定严格的“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发布“资源开发利用禁限目录”、推行“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政策，引导和强制企业采用节约、环保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从源头上促进开发与保护的协调。 考核与责任约束机制 ：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违背协调原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追究“终身责任”，形成强有力的责任约束。 原则适用的关键考量与面临的挑战 在实践中，落实这一原则需要精细权衡： “度”的把握 ：如何科学确定特定区域、特定资源的开发强度上限（即“资源承载力”），是协调的前提。过度开发会破坏保护，过度保护也可能制约合理发展。 时序与优先序 ：在具体项目中，保护措施（如生态修复）与开发工程在资金投入、时间安排上可能存在冲突，需要明确保护的优先序和同步要求。 跨区域协调 ：资源开发的影响往往超越行政边界，上游开发可能影响下游保护，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协作保护”和“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科技与成本制约 ：一些先进的保护性开发技术成本高昂，可能影响企业收益，需要“绿色金融”、“税费优惠”等经济激励政策配套支持。 挑战主要来自短期经济利益对长期生态利益的挤压、地方保护主义、监管能力不足以及协调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和执行成本。 原则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该原则正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从被动协调到主动融合 ：未来发展方向是促使保护内化为开发活动的内生要素，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实现保护与发展的深度融合。 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 ：在强化政府监管责任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公众参与”、市场机制（如“排污权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企业自律（“ESG合规”）等多种途径落实协调原则。 从事后补救到全过程预防 ：依托“风险预防原则”和更精细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如“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将协调的关口前移至规划和决策阶段，提升预见性和主动性。 从国内协调到国际协作 ：对于跨境河流、迁徙物种、全球气候等议题，该原则也引申出国际合作的需求，要求在资源开发利用中承担共同的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 总之， 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开发与保护协调”原则 是贯穿资源法体系的核心方法论，它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法律制度，致力于破解发展与保护的对立难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