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正当性根据 第一步：概念基础与核心问题 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或称刑罚的正当化理由，探讨的是国家动用刑罚这种最严厉的强制手段惩罚犯罪人，其权力来源和道德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国家可以（且应当）施加剥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痛苦于个人？这是刑法理论的基石性问题，决定了刑罚的目的、范围与限度。 第二步：主要理论流派及其核心主张 对此问题的回答，主要形成三种经典理论： 报应刑论 ：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在于“恶有恶报”的正义要求。犯罪是一种“恶”，刑罚是对这种“恶”的公正回报和抵偿。它着眼于 过去 已发生的罪行，强调刑罚是对犯罪本身的反应，其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恢复被犯罪破坏的道德与法律秩序。代表性思想有康德、黑格尔的等量报应或等价报应理论。 目的刑论（预防刑论） ：认为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到预防未来犯罪这一社会目的的手段。它着眼于 未来 。具体又分为： 一般预防 ：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威慑、警戒社会上的潜在犯罪人（消极一般预防），同时增强国民对法规范的忠诚（积极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 ：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教育、矫正犯罪人本人，防止其将来再犯罪。 并合主义（综合理论） ：这是当代多数国家和学说的主流立场。它认为，单一的报应或预防理论均存在缺陷。报应刑论可能过于僵化，忽视社会效果；目的刑论则可能为了社会预防目的而过度惩罚或惩罚无辜。并合主义主张，刑罚的正当性既在于满足正义的报应要求，也在于追求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但二者并非简单相加，通常认为 刑罚的轻重应以报应（罪责）为上限，在此范围内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 。即“因为犯罪（报应）而惩罚，为了无犯罪（预防）而量刑”。 第三步：理论在刑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上述理论并非空谈，深刻塑造了刑法与刑事司法： 在定罪层面 ：并合主义强调，刑罚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且有责（罪责），这主要体现了报应思想对刑罚发动的限制——无行为、无罪责则无刑罚，防止为追求预防效果而惩罚无辜或思想。 在量刑层面 ： 报应的体现 ：量刑的基础是行为的客观危害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责（责任刑），要求刑罚与罪行严重性基本相称（罪刑相适应原则）。 预防的体现 ：在责任刑提供的幅度内，可以考虑预防需要（目的刑）进行调节。例如，对再犯可能性高的罪犯（特殊预防需要大）可酌情从重，对自首、立功者（特殊预防需要小）可酌情从轻；对常见多发犯罪（一般预防需要大）时期可能在量刑政策上趋严。 在行刑与刑罚制度层面 ：减刑、假释制度主要基于特殊预防的考量（罪犯确有悔改，再犯危险降低）；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规定，则可能融合了严厉报应与隔离预防的考虑。 第四步：理论争议与实践难题 报应与预防的冲突与调和 ：当报应要求轻罚而预防要求重罚（如轻微但可能引发模仿的犯罪），或反之（如罪行严重但犯罪人再犯可能性极低），应如何取舍？并合主义提供了“责任是上限”的框架，但在具体边界上仍存争议。 对“人”的看待 ：报应刑论将犯罪人视为有尊严、应负责的理性主体；目的刑论（尤其极端特殊预防）可能将犯罪人视为需“治疗”或“矫正”的客体，存在侵犯人权的风险。 死刑存废的根基 ：报应理论可能支持死刑（对最严重罪行的终极报应），而目的刑论则可能质疑其特殊预防必要性（终身监禁亦可隔离）和一般预防效果的独特性，并引发误判不可逆转的人道危机。 第五步：当代发展与反思 当代理论更加注重对并合主义内部结构的精细化，例如讨论“积极的一般预防”如何与责任原则协调。同时，恢复性司法思潮兴起，它并非直接提供刑罚的正当性根据，但提出了在犯罪发生后，通过赔偿、调解、社区服务等方式修复社会关系，作为传统报应或预防模式的补充或部分替代，促使人们反思刑罚是否以及如何能更好地实现正义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