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国家契约（State Contracts） 第一步：定义与基本特征 “国际法上的国家契约”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国家的分支机构，如国有企业）与一个外国私人实体（通常是跨国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其核心特征在于缔约一方是国际法主体（国家），另一方是私人（非国家实体）。这类合同通常涉及对东道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长时期、大规模投资，如自然资源开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特许经营。 第二步：法律性质争议的核心问题 此类合同的法律性质是核心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合同争议的解决和法律适用。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国内法契约论 ：认为国家契约本质上仍是国内法上的合同。因为私人不是国际法主体，所以合同应受东道国国内法管辖。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行政等主权行为改变其法律，从而影响合同，这被视为国家主权权力的行使。 “国际化”契约论 ：主张某些国家契约可以“国际化”，即脱离东道国国内法体系，受国际法原则、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管辖。支持理由包括：合同有重大国际影响；合同中包含稳定条款、国际仲裁条款等，暗示双方意图使其“国际化”；以及保护投资者免受东道国单方面修法损害的需要。 第三步：关键法律条款与实践 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契约通常包含一些旨在处理上述法律不确定性、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条款： 稳定条款 ：东道国承诺在合同有效期内，不通过立法或行政行为改变合同订立时的法律环境，或承诺如法律变更对投资者不利，将给予补偿。这是平衡国家立法主权与合同稳定性的核心工具。 适用法律条款 ：规定合同的准据法。可能约定为东道国国内法、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或二者的结合。选择国际仲裁通常意味着法律适用的“去国内化”倾向。 争端解决条款 ：通常约定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或特设仲裁庭），而非东道国国内法院。这是将契约争议“国际化”最显著的一步。 第四步：与“条约”和“投资”概念的关联及保护路径 国家契约是国际投资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其保护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合同保护路径 ：投资者依据合同本身的权利义务，通过合同约定的仲裁机制（通常是基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特设仲裁）主张权利。此时仲裁庭的管辖权基础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条约保护路径 ：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或多边条约（如《能源宪章条约》ECT）可能将“国家违反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在某些条件下，认定为违反条约义务（例如“公平公正待遇”或“保护伞条款”）。此时，投资者可依据条约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如ICSID仲裁）起诉东道国，将合同争议提升为国际法求偿。 第五步：核心法律争议与发展趋势 当前的核心争议集中于国家契约“国际化”理论的界限以及东道国监管权（治安权）与合同稳定性的平衡： 国家单方行为的影响 ：当东道国出于公共利益（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经济危机）采取普遍适用的监管措施，却损害了国家契约项下的投资者权利时，该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或征收？这涉及对稳定条款的解释（是冻结法律，还是仅禁止歧视性针对）以及“治安权原则”的适用范围。 腐败与非法性问题 ：如果国家契约的缔结过程中存在腐败、胁迫或严重违反东道国强制性法律，仲裁庭可能宣布合同无效或不可执行，投资者将无法获得保护。 趋势 ：现代实践更倾向于在承认东道国为公共利益进行善意监管的固有权利（治安权）的同时，也要求其对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的特别负担提供适当补偿。绝对的、永久冻结法律的稳定条款效力受到更多审查。国际仲裁实践正在复杂案例中不断塑造和细化相关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