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中的“保护与安全义务”的具体内涵与判断标准演变》 步骤一：概念定位与基本定义 该义务是国际投资协定中常见的实体保护标准之一，通常与“公平与公正待遇”并列。其核心是要求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一定水平的保护，使其免受物理损害或暴力侵扰。传统上，该义务被视为一项** “结果义务”** 而非单纯的“行为义务”，即东道国不仅需采取合理措施，更需确保达到实际的安全保护结果。 步骤二：传统理解——“物理安全义务” 早期的仲裁实践（如 AAPL v. Sri Lanka 案）对此义务的解读较为狭窄，主要聚焦于投资的有形资产（如厂房、设备）和人员的人身安全。其核心是防范 第三方暴力行为 （如暴乱、骚乱、恐怖袭击）以及 国家机构自身（如军队、警察）的暴力行为 。判断东道国是否违反此义务的关键标准是 “勤勉义务” 标准：东道国是否在知情或应当知情的情况下，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采取了在当时情形下合理可期待的一切措施。 步骤三：内涵扩张——“法律安全与商业保护” 随着实践发展，仲裁庭开始扩展该义务的涵盖范围。在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 BG Group v. Argentina 等案件中，仲裁庭提出，该义务不仅包括物理安全，还延展至提供 “稳定的、安全的商业与法律环境” 。这意味着，东道国法律框架的不稳定、司法系统的严重缺陷、或未能提供有效救济途径，也可能构成对“保护与安全义务”的违反。这种扩展使其与“公平与公正待遇”义务产生了 重叠与互补 。 步骤四：判断标准的精细化——“合理期待”与“情势考量” 仲裁实践进一步细化了判断标准： 合理期待 ：投资者是否有理由期待东道国在特定情况下提供某种水平的保护。例如，在战乱地区投资的合理安全期待，与在稳定发达国家投资的期待不同。 情势考量 ：东道国的责任程度取决于具体情况。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或不可预见的紧急状态时，仲裁庭会考虑东道国实际控制局势的能力。东道国无需为“绝对安全”担保，只需证明其采取了 合理、善意的措施 。 非歧视性 ：东道国在提供保护时，不得对外国投资者进行歧视。 步骤五：当代争议与限制——“法律安全”的边界 尽管内涵有所扩展，但仲裁庭对将“保护与安全义务”过度扩展至纯粹的商业或法律风险持谨慎态度。主流观点认为： 它不等同于对投资商业成功的保证。 一般的商业环境变化或正常的立法调整，不构成违反。 其核心仍然是与 “安全” 相关的损害，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法律框架的稳定性。纯粹因经济政策变化导致的商业损失，通常不被此义务涵盖，除非该变化是以极端或歧视性方式摧毁了法律框架的基本安全。 步骤六：条约实践的新发展 近年来，一些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尝试通过条约文本澄清此义务的范围。例如，明确将其限定于 “物理安全” ，或将提供“全面保护与安全”的要求与习惯国际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挂钩，旨在限制仲裁庭对其进行过度扩张解释的裁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