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外国法内容的确定

字数 1834 2025-12-23 23:23:15

国际私法中的外国法内容的确定

基本概念引入
当一国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法律选择规则）确定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某外国法时，即进入“外国法适用”阶段。此阶段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外国法内容的确定”，也称为“外国法的证明”。它是指受理案件的法院（法院地国法院）在决定适用某外国法后，通过特定方法和程序，查明、认定该外国法具体规则（条文、判例、原则等）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应适用”到“如何具体适用”的关键过渡，决定了外国法能否在案件中真正发挥作用。
问题核心：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之所以复杂，源于对“外国法”性质的不同认识，这直接决定了查明责任、查明方法和无法查明的后果。
- 事实说：此观点认为，在本国法官看来，外国法与案件其他事实（如合同签订地、侵权行为地）无异，属于待当事人主张和证明的“事实”问题。依此逻辑，通常由主张适用该外国法的当事人负责提供证明；若无法证明，则可能被视为当事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从而适用法院地法或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
- 法律说：此观点认为，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引应适用的外国法，是作为本案的“准据法”，与本国法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法官有职责“知法”，因此应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仅负有协助义务。
- 折中说/特殊事实说：此为现代主流实践。认为外国法既不同于纯粹的内国法，也不同于一般事实，而是一种性质特殊的“事实”或“法律”。因此，查明责任通常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承担，具体分配方式因各国法律传统和程序制度而异。
确定外国法内容的方法
基于以上不同定性，实践中发展出以下几种主要方法，法院可单独或结合使用：
- 当事人提供证明：在倾向于“事实说”的法域，主要由当事人，特别是主张适用该外国法或以其作为请求依据的一方，负责提供该外国法的文本、权威判例、法律专家意见（宣誓证明书）等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可进行质证。
- 法院依职权查明：在倾向于“法律说”或明确规定由法院负责的法域，法官有义务主动通过一切可能途径查明外国法。这包括：查阅本国图书馆的域外法律资料、利用学术著作、通过司法协助渠道请求外国中央机关或驻外使领馆提供法律资料、咨询本国或外国的比较法研究机构等。
- 混合/合作模式：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做法。通常以法院依职权查明为原则，但当事人负有积极协助的义务。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已知的外国法信息或来源。当事人，特别是法律专业人士，通常也会主动向法庭提交关于外国法的专家报告以支持己方主张。
- 专家证言：这是最常见和重要的具体查明手段。法院可以指定或当事人可以聘请精通该外国法的专家（通常是该国的执业律师、法学教授）出具书面专家意见，或在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接受询问，以说明相关法律原则、成文法条文的含义及判例法的现状。
外国法无法确定或查明失败的处理
当穷尽合理方法仍无法确定外国法内容时，各国处理方案不一，主要包括：
- 适用法院地法：这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其理由可以是：将无法查明视为一种“法律缺失”，用法院地法填补；或推定该外国法与法院地法相同（但此推定已较少用）；或将其视为当事人未能证明“事实”。
- 适用与本应适用的外国法最相近的法律：例如，适用具有相同法系、文化背景的邻近国家或原宗主国的法律。
- 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或抗辩：在严格坚持“事实说”的司法实践中，若主张适用该外国法的当事人无法完成证明责任，法院可能驳回其基于该外国法提出的请求或抗辩。
- 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适用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一般法律原则。
对外国法内容进行解释的准据法
一旦确定了外国法的具体规范，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应依据哪国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解释和适用这些规范？主流观点是“依据该外国法所属法律体系自行解释”。这意味着，法院应尽量像该外国法院的法官那样，运用该国的法律解释规则、遵循该国的判例法传统、考虑该国的法律基本原则，来理解和适用所查明的法律条文或判例，而不是生硬地套用法院地法的解释逻辑。
意义与挑战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是国际私法从理论规则走向司法实践的核心环节。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正当期待的尊重。主要挑战在于：查明成本高、耗时长、依赖专家可能带来偏向性风险、对不同法律体系（特别是判例法）的理解偏差等。现代国际司法合作（如《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旨在通过国家间官方渠道提供法律信息，以促进更准确、高效的外国法查明。

国际私法中的外国法内容的确定基本概念引入当一国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法律选择规则）确定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某外国法时，即进入“外国法适用”阶段。此阶段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外国法内容的确定”，也称为“外国法的证明”。它是指受理案件的法院（法院地国法院）在决定适用某外国法后，通过特定方法和程序，查明、认定该外国法具体规则（条文、判例、原则等）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应适用”到“如何具体适用”的关键过渡，决定了外国法能否在案件中真正发挥作用。问题核心：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之所以复杂，源于对“外国法”性质的不同认识，这直接决定了查明责任、查明方法和无法查明的后果。事实说：此观点认为，在本国法官看来，外国法与案件其他事实（如合同签订地、侵权行为地）无异，属于待当事人主张和证明的“事实”问题。依此逻辑，通常由主张适用该外国法的当事人负责提供证明；若无法证明，则可能被视为当事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从而适用法院地法或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法律说：此观点认为，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引应适用的外国法，是作为本案的“准据法”，与本国法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法官有职责“知法”，因此应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仅负有协助义务。折中说/特殊事实说：此为现代主流实践。认为外国法既不同于纯粹的内国法，也不同于一般事实，而是一种性质特殊的“事实”或“法律”。因此，查明责任通常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承担，具体分配方式因各国法律传统和程序制度而异。确定外国法内容的方法基于以上不同定性，实践中发展出以下几种主要方法，法院可单独或结合使用：当事人提供证明：在倾向于“事实说”的法域，主要由当事人，特别是主张适用该外国法或以其作为请求依据的一方，负责提供该外国法的文本、权威判例、法律专家意见（宣誓证明书）等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可进行质证。法院依职权查明：在倾向于“法律说”或明确规定由法院负责的法域，法官有义务主动通过一切可能途径查明外国法。这包括：查阅本国图书馆的域外法律资料、利用学术著作、通过司法协助渠道请求外国中央机关或驻外使领馆提供法律资料、咨询本国或外国的比较法研究机构等。混合/合作模式：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做法。通常以法院依职权查明为原则，但当事人负有积极协助的义务。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已知的外国法信息或来源。当事人，特别是法律专业人士，通常也会主动向法庭提交关于外国法的专家报告以支持己方主张。专家证言：这是最常见和重要的具体查明手段。法院可以指定或当事人可以聘请精通该外国法的专家（通常是该国的执业律师、法学教授）出具书面专家意见，或在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接受询问，以说明相关法律原则、成文法条文的含义及判例法的现状。外国法无法确定或查明失败的处理当穷尽合理方法仍无法确定外国法内容时，各国处理方案不一，主要包括：适用法院地法：这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其理由可以是：将无法查明视为一种“法律缺失”，用法院地法填补；或推定该外国法与法院地法相同（但此推定已较少用）；或将其视为当事人未能证明“事实”。适用与本应适用的外国法最相近的法律：例如，适用具有相同法系、文化背景的邻近国家或原宗主国的法律。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或抗辩：在严格坚持“事实说”的司法实践中，若主张适用该外国法的当事人无法完成证明责任，法院可能驳回其基于该外国法提出的请求或抗辩。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适用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一般法律原则。对外国法内容进行解释的准据法一旦确定了外国法的具体规范，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应依据哪国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解释和适用这些规范？主流观点是“依据该外国法所属法律体系自行解释”。这意味着，法院应尽量像该外国法院的法官那样，运用该国的法律解释规则、遵循该国的判例法传统、考虑该国的法律基本原则，来理解和适用所查明的法律条文或判例，而不是生硬地套用法院地法的解释逻辑。意义与挑战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是国际私法从理论规则走向司法实践的核心环节。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正当期待的尊重。主要挑战在于：查明成本高、耗时长、依赖专家可能带来偏向性风险、对不同法律体系（特别是判例法）的理解偏差等。现代国际司法合作（如《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旨在通过国家间官方渠道提供法律信息，以促进更准确、高效的外国法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