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引诱 犯意引诱是刑事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它主要涉及国家侦查机关在打击某些隐蔽性犯罪（特别是无直接被害人的犯罪，如毒品犯罪、贿赂犯罪）时，所采用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所引发的问题。它指侦查人员或其代理人（线人）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诱使原本并无犯罪意图或犯罪倾向的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侦查机关随之将其抓获并追究刑事责任的侦查方式。 基本定义与核心特征 定义 ：犯意引诱，又称“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或其协助者，向本无犯罪意图的“被诱惑者”提供强烈的、具有诱导性的犯罪机会或条件，诱发其产生犯罪故意，并促使其实施犯罪，随后加以抓捕的侦查行为。 核心特征 ：关键在于被诱惑者 “原本并无犯罪意图” 。侦查行为不是为已有犯意的嫌疑人提供实施机会（机会提供型），而是成为了催生犯罪意图的“原因”。其行为模式可概括为：侦查方诱发犯意 → 被诱惑者形成犯意 → 实施犯罪 → 被抓获。 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区分 ：这是理解犯意引诱的关键。 犯意引诱 ：对象是 “本无犯意” 的普通人。侦查行为是犯罪意图产生的根源。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对象是 “已有犯意” 或正在预备、实施犯罪的人。侦查行为仅仅是为其犯罪意图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机会、条件或客观上强化了其决心，并未制造新的犯罪意图。例如，毒贩正在寻找买家，侦查人员假扮买家与其交易。 与“陷害教唆”的区分 ：在普通刑法理论中，“陷害教唆”指教唆者以使被教唆者受刑事处罚为目的，唆使他人犯罪，并在犯罪过程中或既遂后告发。犯意引诱在行为外观上与陷害教唆类似，但其主体是具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代理人，目的通常是为了打击犯罪（尽管手段不当），这与私人基于恶意实施的陷害教唆在性质和主体上存在本质不同。 法律性质与司法认定难点 法律性质 ：在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犯意引诱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不当使用，可能构成 “程序滥用” 或 “侦查陷阱” 。其正当性受到严重质疑，因为它本质上是由国家“制造”了犯罪，而非打击已存在的犯罪。 认定难点 ：司法实践中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判断被诱惑者在被引诱前 “是否已经具有犯罪意图” 。这需要结合被诱惑者的一贯表现、有无同类犯罪前科、其面对诱惑时的反应速度、主动性、犯罪计划的周详程度等多方面主客观证据进行综合推断。 法律后果与处理原则 程序性后果 ：对于犯意引诱下获得的证据，可能因其取证手段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如人格自律权、不受国家任意诱导犯罪的权利）而被作为 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 实体性后果 ：对于被引诱者的刑事责任，各国（地区）处理方式不一，但普遍倾向于从宽处理： 无罪处理 ：部分理论和判例认为，犯意引诱导致犯罪行为源于国家的不当诱导，丧失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可罚性，应作无罪处理。 免予刑事处罚或减轻、免除处罚 ：更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基于责任减轻（因犯意受国家诱发）或政策考量（遏制侦查权滥用），对被引诱者免予刑事处罚，或认定为犯罪但依法予以 减轻或免除处罚 。例如，在毒品犯罪中，中国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量刑上的绝对从宽 ：如上所述，在可能适用极刑的案件中，犯意引诱往往成为 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刚性理由 。 法律规制与界限 为防范犯意引诱的滥用，法律对诱惑侦查设定了严格界限： 对象特定 ：通常只能针对已有合理怀疑或证据表明其正在实施、预备实施某类犯罪的人，即适用于“机会提供型”，原则上禁止对普通公民进行“犯意引诱”。 程序控制 ：实施诱惑侦查需经严格的内部审批或司法审查。 限度控制 ：诱惑行为本身不能过度、主动，不能成为犯罪的主要诱因。 立法现状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未对“诱惑侦查”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相关规则散见于司法解释（如关于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中，确立了区分“犯意引诱”和“机会提供”以及相应从宽处罚的原则。 总结来说， 犯意引诱 是国家侦查权与公民权利边界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其核心在于国家不得主动诱导公民犯罪。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其持否定态度，并在刑事责任认定上对被引诱者给予从宽处理，以体现程序正义和刑罚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