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核定中的和解契约效力抗辩 步骤一：基础概念 “税收核定中的和解契约效力抗辩”是一个复合概念，其核心是“和解契约”。在税务行政领域，和解契约特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或相关义务人）在税收核定过程中，就存在不确定的事实或法律状态，为有效消除争议，在相互让步基础上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效力抗辩”是指一方当事人（通常是纳税人）在后续程序（如复议、诉讼）中，主张该和解契约因特定法定事由自始无效、可撤销或未生效，从而请求否定其约束力的行为。效力抗辩是挑战和解契约终极约束性的法律武器。 步骤二：效力抗辩的法定事由 效力抗辩不能凭空提出，必须基于法定的、足以动摇契约根本效力的事由。这些事由主要源自行政法（特别是行政程序法）和民法中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并结合税务行政的特殊性。常见的抗辩事由包括： 主体不适格 ：缔约方无权缔结和解契约。例如，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超越其法定授权范围，或纳税人方代表未经合法有效授权。 标的不可和解 ：所涉事项依法不允许进行行政和解。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关于税种、税率、征税对象等税收要素的确定事项，是法律保留范围，不允许行政机关与纳税人通过和解变更，否则和解无效。和解仅适用于“事实或法律状态不确定”的情形。 内容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 ：和解契约的内容直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严重损害国家税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合意隐瞒真实交易以偷逃税款。 意思表示瑕疵 ：和解契约的订立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例如，税务机关以不实的处罚威胁迫使纳税人接受不利条款，或纳税人基于对关键事实的根本性错误认识而作出让步。 程序严重违法 ：达成和解的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且影响了契约的公正性。例如，应回避的税务人员未回避参与和解，或未依法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和解前提不存在 ：达成和解的基础——“事实或法律状态不确定”在缔约时并不存在，即相关事实或法律状态本是明确的。此时，和解契约失去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步骤三：效力抗辩的程序与时机 提出效力抗辩需遵循特定程序并把握时机： 提出主体 ：通常是纳税人，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和解损害第三人利益），利害关系人也可提出。 受理机关 ： 复议程序中 ：向受理复议申请的税务机关提出。 诉讼程序中 ：向受理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 提出时机 ：原则上应在就相关税收争议进行复议或诉讼的程序中尽早提出，最迟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超过时限可能被视为放弃抗辩权。 举证责任 ：主张和解契约存在效力瑕疵（如欺诈、胁迫、内容违法）的一方，通常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需提供证据证明抗辩事由的存在。 步骤四：效力抗辩的法律后果 抗辩成功将产生明确的法律后果，根据瑕疵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分层次： 和解契约无效 ：如果抗辩事由属于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如标的不可和解、内容违法损害公共利益、主体不适格且涉及权限根本性缺失），则和解契约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税务机关应恢复原税收核定程序，依法重新作出核定。 和解契约可撤销 ：如果抗辩事由属于导致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情形（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经有权机关（复议机关或法院）确认后，和解契约可被撤销。撤销后，契约视为自始无效。税务机关应返还不当得利（如多征的税款），纳税人应补缴少缴的税款及相应滞纳金（通常自原缴纳期限届满日起算）。 和解契约未生效 ：如果和解契约附有条件或需经上级机关批准等特别生效要件而未满足，则契约未生效。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停留在缔约前的状态。 抗辩不成立 ：如果抗辩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足，则和解契约继续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均应遵守契约内容，不得就和解范围内的事项再行争议。 步骤五：效力抗辩的意义与风险 意义 ：为纳税人（或其他当事人）提供了对不当或非法和解契约的救济渠道，是监督税务机关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税收公平的重要程序性权利。它确保了税务行政和解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风险 ：提出效力抗辩意味着打破已达成的和解状态，使争议重回不确定状态。纳税人需承担抗辩不能成立的风险，一旦抗辩失败，原和解契约效力被确认，且可能因重启程序而面临新的调查甚至处罚风险。因此，提出抗辩需基于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并谨慎评估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