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返还的证明责任分配 首先，理解“不当得利”是基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核心构成要件可概括为“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且获利无法律上原因”。而“证明责任分配”解决的是在诉讼中，应由哪一方当事人就上述事实要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该事实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则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风险。 第一步：明确基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归属 在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中，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与难点在于“无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及司法实践（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即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原告）通常应对产生权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因此，原告（受损方）需就以下事实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被告获得利益 ：例如，被告的账户收到了原告误转的款项，或占有了原告的财物。 ️ 原告受有损失 ：例如，原告账户资金减少，或丧失了财物的占有。 ⛓️ 获利与受损间存在因果关系 ：证明被告的获利直接来源于原告的损失，而非来自第三方。 对于“ 无法律上原因 ”这一要件，传统观点认为也应主要由原告证明。即原告需证明被告的获利“没有法律依据”，例如，双方不存在合同、赠与、法定权利义务等能够使该财产转移正当化的法律关系。这是基础性原则。 第二步：区分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缓和或转移规则 实践中，不当得利可细分为“ 给付型不当得利 ”和“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如侵害权益型、求偿型等）。证明责任的分配并非一成不变，会根据具体类型进行调整，以平衡双方举证能力，实现实质公平。 给付型不当得利 ：指基于受损人（给付人）有意识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如误还款、合同无效后的给付）。在此类型中，司法实践和理论通说倾向于 缓和原告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 。原告首先应说明其“给付目的”，例如是基于借贷、买卖、委托等特定法律关系而为给付。当原告证明其曾为给付，且该给付所欲达成的法律目的（如订立合同、履行债务） 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 （如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时，即可以定“无法律上原因”初步成立。此时， 证明责任发生转移 ，应由被告（获利方）就其保有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如存在其他有效债权、属于赠与等）承担证明责任。若被告不能证明，则承担不利后果。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以侵害权益型为例）：指因侵害他人权益（而非基于给付）而获得利益（如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专利、商业秘密获利）。在此类型中，由于受损人通常难以知晓和证明侵害人获利的内部具体情况，法律通常将“ 获利数额 ”或“ 无法律上原因 ”的部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原告需证明被告因侵害其权益而“可能”获利，以及自己受损。如果被告不能就其获利具有合法依据（如获得授权）或获利的具体情况（如成本、费用）进行举证，法院可能采信原告的主张或依法核定获利金额。 第三步：掌握证明责任分配的动态过程与具体运用 在诉讼的“ 具体举证阶段 ”，证明责任分配是动态的： 原告的初步举证 ：原告需先完成上述第一步中的三项举证（获利、受损、因果关系），并尽可能提供线索表明“无法律上原因”（如说明转款时的真实意图是借贷，但并无借贷合同）。 被告的反驳举证 ：被告为抗辩，应就其获利“有法律上原因”进行举证。例如，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偿还旧债、支付合同价款、赠与等。这是被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旨在避免“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在自己身上发生。 法官的心证与责任判定 ：法官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形成心证。若原告已就“给付目的未能实现”等完成初步证明，而被告的“有法律原因”主张证据不足或无法使相关事实陷入真伪不明，则法官会认定“无法律上原因”成立，由被告承担其不能证明“有法律上原因”的后果。反之，若原告连基本的获利、受损事实都证明不足，则其诉求将因未尽到初步证明责任而被驳回。 总结 ：不当得利返还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原告对无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为原则，但通过区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当原告证明“给付目的未能实现”后，将“有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实质性地转移给被告。这一规则旨在解决原告证明消极事实（“无”法律根据）的客观困难，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