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条约的无效（Invalidity of Treaties）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基本定位 首先，我们要明确“条约的无效”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位置。它属于“条约法”的核心范畴，规定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四部分（第46-53条）。与“条约的终止或停止施行”不同，终止是条约生效后因故不再有效，而“无效”是指条约自缔结时起就因存在根本性瑕疵，在法律上从未产生过效力。它是一个“自始无效”的概念。 第二步：无效的法定理由（一）：相对无效 条约无效的理由分为“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相对无效的理由，通常需要受害国主张才能成立，且可能因受害国事后确认而得到“治愈”。 违反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VCLT第46条） ：这不能轻易被援引。只有当违反的国内法是关于缔约权限的“根本重要性”的规则，且该违反是“显见的”（即任何国家依通常惯例善意行事即可察觉），才能主张条约无效。这为条约的稳定性提供了很高保护。 对一国代表的权限之特定限制（VCLT第47条） ：如果一国对谈判代表的权限有特定限制，且该限制已在谈判时通知其他谈判国，则该代表超越权限的行为不能约束该国。这是一个很少被成功援引的条款。 错误（VCLT第48条） ：一国可援引条约内的错误，以主张其同意的无效。但此错误必须涉及“在缔结条约时假定存在并构成其同意之必要根据的事实或情势”，且不能是该国自身行为所助成，或按当时情况该国应知悉该错误可能。通常，条约划界中的地形错误是典型案例。 诈欺（VCLT第49条） ：一国因另一谈判国的诈欺行为而缔结条约，可援引诈欺主张其同意无效。诈欺指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欺骗行为，诱使对方同意。 对一国代表的贿赂（VCLT第50条） ：一国同意是因另一谈判国直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取得，该国可援引贿赂主张其同意无效。 第三步：无效的法定理由（二）：绝对无效 绝对无效的理由涉及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秩序的根本违反，因此其无效是“绝对的”——任何相关国家均可主张，且无效不能因受害国事后同意而治愈，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更为严重。 对一国代表的强迫（VCLT第51条） ：一国同意是因对其代表个人实施强迫（如人身威胁）而取得，则该同意绝对无法律效力。这保护了国家意志形成的自由。 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施行强迫（VCLT第52条）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者无效。这是现代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在条约法中的直接体现。例如，在武力占领下签订的割让条约。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规（强行法）抵触（VCLT第53条） ：这是效力最高的无效理由。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规抵触者无效。强制规规（强行法）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的规则，如禁止侵略、灭绝种族、种族隔离、酷刑、海盗、奴隶制等规范。与强行法抵触的条约自始无效。 第四步：无效主张的程序与后果 主张程序 ：主张条约无效必须通过向其他缔约方发出正式通知的方式进行。这启动了一个法律程序。根据VCLT第65条，主张国应说明拟采取的措施及理由，其他缔约国有权提出反对。若发生争议，各方有义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包括提交国际法院或仲裁。 法律后果（VCLT第69、71条） ： 一般后果 ：无效条约的规定在法律上无效，无法律拘束力。当事国应尽可能消除依据该无效条约所实施之任何行为之后果，并使彼此关系恢复至若未实施该行为则应有之状态。这是恢复原状原则。 绝对无效的特别后果 ：对于因与强行法抵触而无效的条约，当事国不仅应消除行为后果，更负有义务“尽量消除依据与任何强制规范相抵触之规定所实施之行为之后果”。这强调了对国际公共秩序的维护义务。 第五步：总结与实例 总结来说，条约无效制度是条约法中的“安全阀”和“矫正器”，旨在确保国家同意是在自由、诚信、合法的基础上作出的，并维护国际法的基本价值秩序。相对无效理由保护国家的具体缔约利益，绝对无效理由（尤其是与强行法抵触）则保护国际社会整体的根本利益。 实例（相对无效） ：甲国与乙国签订界河航行条约，依据一份双方共同使用但存在关键数据错误的古老地图划定了航道。甲国事后发现错误，若该错误构成同意的必要基础，且非自身疏忽所致，可援引“错误”主张该条约相关条款无效。 实例（绝对无效） ：A国以军事入侵威胁B国，迫使B国签署同意割让部分领土的条约。此条约因违反禁止使用武力原则（VCLT第52条）而绝对无效。若一项条约规定缔约国间可进行奴隶贸易，则该条约因与禁止奴隶制的强行法规范抵触（VCLT第53条）而自始、绝对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