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损害”要件与主观目的在刑罚减免中的功能分离

1. 第一步：界定“损害”要件与“主观目的”的独立含义

   • “损害”要件：在犯罪中止中，特指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其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可能对犯罪对象或法益造成的实际侵害后果。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捅了被害人一刀（造成轻伤）后心生怜悯，主动送医并防止了死亡结果的发生，那么这里已经造成的“轻伤”就是犯罪中止语境下的“损害”。
   • “主观目的”：特指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内心起因和意图。通常表现为自动性，即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意志决定放弃犯罪或防止结果发生，其动机可能包括悔悟、怜悯、恐惧、道德谴责等。

2. 第二步：阐述两者在犯罪中止成立要件中的传统联系与共同作用

   • 传统理论中，“损害”和“主观目的”（自动性）都是犯罪中止成立的重要条件。
   • 行为人必须有自动放弃犯罪或防止结果发生的“主观目的”，并且实施了中止行为。
   • 对于已经造成“损害”的中止，法律仍然承认中止的成立，但该“损害”的存在会影响最终的刑罚裁量。
   • 在这一步，两者共同服务于“犯罪中止”这一形态的认定：有主观目的（自动性）决定了中止的性质，而损害事实则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评估的情节。

3. 第三步：聚焦于刑罚减免阶段，阐明“损害”与“主观目的”的功能分离

   • 这是本词条的核心。当犯罪中止成立后，进入“应当减免处罚”的刑罚裁量阶段时，“损害”要件与“主观目的”的功能发生分离，各自独立地对最终量刑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
   • “损害”的功能——确定刑罚减免的“基础刑”和划定减免的“底线”：
     • “损害”是对法益已造成侵害的客观事实。在考虑减免处罚时，首先要评估该“损害”的严重程度（如轻伤、重伤、财产损失大小）。
     • 司法实践（如相关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造成损害的中止犯，虽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但减免的幅度和最终刑罚，必须充分考虑已造成的“损害”大小。损害越大，减免后的刑罚相对可能越高，甚至可能成为不能免除处罚的理由。
     • 简单说：“损害”是客观的“秤砣”，决定了减免的起点和可能达到的最低点。
   • “主观目的”（自动性）的功能——在“损害”确定的框架内，影响减免的“具体幅度”和“方式”：
     • 行为人中止犯罪的“主观目的”或动机，反映了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程度。
     • 例如，出于真诚悔悟而中止，与出于惧怕被发觉而中止，虽然都符合“自动性”，但在法律评价和伦理评价上存在差异。
     • 在已经由“损害”划定的刑罚裁量空间内，法官会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主观目的”的“良性”程度（悔悟、怜悯通常评价更高），来决定是在较大的幅度内减轻处罚，还是倾向于适用免除处罚。
     • 简单说：“主观目的”是主观的“调节器”，在客观损害划定的范围内，进行精细化、个别化的调节。

4. 第四步：通过案例演示两者的分离与协同

   • 案例：甲、乙均意图杀人，各刺被害人一刀造成重伤后自动中止，将被害人送医救活。
     • 共同基础：两人均成立故意杀人罪（中止），且造成的客观“损害”（重伤）相同，这为两人的刑罚减免设定了一个相似的、较高的“基础刑”基准和减免底线（例如，可能均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基准开始减轻）。
   • 功能分离与协同作用：
     • 甲是出于瞬间的良心发现和深切悔悟而中止。
     • 乙是看到远处有警车灯闪烁，误以为被发觉，因恐惧惩罚而中止。
     • 在裁量时，法官首先会基于“重伤”这一共同“损害”，确定一个大致的减轻处罚范围（如减轻至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 然后，在此基础上，法官会考量两人的“主观目的”：甲的悔悟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显著降低，可能在三至十年的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如三年）；而乙的恐惧动机虽然也符合自动性，但其悔过程度较低，可能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如七年）。此处的差异，主要就是“主观目的”的调节功能在发挥作用。

5. 第五步：总结与理论意义

   • 犯罪中止中的“损害”要件与“主观目的”，在刑罚减免环节实现了功能上的分离与协同。
   • “损害” 主要从客观和报应的角度，确立了减免处罚的客观基础和限度，防止因片面强调中止的积极性而忽视已发生的危害。
   • “主观目的” 主要从主观和预防（特别是个别预防）的角度，在客观损害划定的框架内，对最终的减免幅度进行微调，体现刑罚的个别化与教育功能。
   • 理解这种分离，有助于更精确地把握中止犯“应当减免处罚”这一原则的司法适用逻辑，避免将“自动性”好等同于必然获得最大幅度减免的误解，也凸显了刑法对已然之害（损害）与未然之虞（行为人危险性）的综合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