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过当 基础概念：紧急避险的合法性与边界 紧急避险是一项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或称正当化事由），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二十一条。其核心在于，当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时，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利益，不得已而损害另一个较小的合法利益的行为，是合法的，不负刑事责任。 这里的逻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法律在特定紧急状态下，允许通过牺牲较小利益来保全较大利益，这被认为整体上是对社会有益的，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过当”的引入：合法行为的越界 “紧急避险过当”是指紧急避险行为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关键在于“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件。 “超过必要限度” ：指的是行为人采取的避险手段、强度和损害的权益，并非当时紧急情况下“不得已”的唯一或必要选择。例如，有多种避险方式可以选择时，行为人选择了造成损害最大的方式；或者所损害的利益与所要保护的利益在价值上相差悬殊，甚至损害了同等或更大的利益。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这是“超过必要限度”的直接结果。所谓“不应有的损害”，特指根据紧急避险的“利益衡量”原则，所损害的利益已经等于或大于所要保护的利益。当所损害的利益（如他人的生命）明显大于所保护的利益（如自己的财产）时，这种损害就是“不应有的”。 构成要件的具体剖析 前提条件（危险） ：必须存在正在发生的、真实存在的危险，威胁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这一点与合法紧急避险相同。 意图条件（目的） ：行为人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主观上具有避险意图。 核心要件（限度） ：行为人的避险行为 超过了必要限度 。判断标准是“利益衡量原则”与“手段相当性原则”的结合。不仅要求 所保护的利益必须大于所损害的利益 ，还要求所采取的手段在当时情况下是损害最小、最为必要的。如果所损害的利益等于或大于所保护的利益，则必然构成过当。 结果要件（损害） ：造成了 不应有的重大损害 。这是过当的客观标志，通常表现为损害了与保护利益相当或更大的重大法益（如健康、生命、重大财产等）。 法律后果：从宽处罚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负刑事责任 ：因为行为超过了法律允许的边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具有了社会危害性，符合某种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的构成要件。 应当减免处罚 ：考虑到行为人是在紧急状态下，出于保护合法利益的意图而实施，其主观恶性（或称可谴责性）远小于普通犯罪。因此，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给予从宽处理，在量刑时应当选择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法官没有不予减免的自由裁量权。这与防卫过当的处理原则一致。 与正当防卫过当的辨析 危险来源不同 ：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广泛，包括自然灾害、动物袭击、他人的违法行为、人的生理原因（如饥饿）等；正当防卫的危险来源仅限于“不法侵害”。 损害对象不同 ：紧急避险损害的是与危险无关的 第三者的合法利益 ；正当防卫损害的是 不法侵害者本人 的利益。 限度要求不同 ：紧急避险的限度要求更为严格，必须保护的利益 “明显大于” 损害的利益；正当防卫的限度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允许一定程度的利益相当或略微超过。 行为要求不同 ：紧急避险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行为，要求别无他法；正当防卫则无此要求，即使可以逃跑也可以选择防卫。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 利益衡量的量化难题 ：当涉及不同性质的法益时（如财产与健康、健康与自由），如何精确比较其大小，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空间。司法实践中会结合社会一般观念、伦理道德、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主观认知的影响 ：判断是否“过当”，是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客观情境和一般人的认知为标准，还是考虑行为人的特殊认知能力？通说采“客观说”，即结合行为时的具体情况，以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判断是否存在其他损害更小的可行手段。但行为人的特殊恐惧、慌乱等情绪，可能作为责任层面的酌定情节考虑。 与“避险不适时”、“假想避险”的区分 ：避险过当以紧急避险的 前提条件成立 为基础。如果危险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避险不适时），或者危险根本不存在（假想避险），则直接不成立紧急避险，更谈不上避险过当，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构成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