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保护行政约谈”制度 好的，我们开始讲解“资源保护行政约谈”制度。为了让你清晰地理解这个概念，我将分步骤、由浅入深地进行阐述。 第一步：基础概念与核心定义 “资源保护行政约谈”制度，是资源保护法领域中一项重要的柔性执法与风险预防制度。它指的是，当资源主管部门（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草原等部门）发现下级政府、相关企业或其他管理相对人存在潜在的资源保护问题、履职不到位或存在违法违规风险时，为督促其履行法定职责、纠正不当行为、预防损害发生，而依法、依规启动的一种正式谈话程序。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预警式”的管理工具。它不是事后惩罚，而是在问题尚未严重化、损害尚未完全发生前，由上级或主管部门对责任方进行正式提醒、告诫、指导并督促其自查自纠的行政管理行为。 第二步：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为什么需要它？） 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现实和法理需求： 弥补传统执法模式的不足 ：传统行政处罚是“事后追究”，往往在资源破坏已经发生后才介入，生态损失难以挽回。行政约谈将监管关口“前移”，强调风险预防和过程控制。 降低执法对抗性，提高管理效能 ：与直接下达处罚决定相比，约谈以沟通、警示、指导为主要方式，更具协商性和教育性，有利于争取管理对象的理解与配合，降低行政执法阻力，促使问题更早、更和平地解决。 压实多元主体责任 ：不仅针对企业，也针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当某个区域出现资源保护目标完成不力、监管失职等苗头时，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压实其属地管理责任，这是“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在资源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 回应公众关切与舆论监督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资源环境风险或事件，启动行政约谈本身即是一种积极的行政姿态，表明主管部门已关注并介入，有助于缓和公众情绪，引导理性预期。 第三步：约谈的法定情形与启动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通常在以下情形下可能启动资源保护行政约谈： 对地方政府或部门 ：辖区或领域内发生重大资源破坏事件（如重大森林火灾、非法采矿事故）；资源保护目标责任考核连续不合格；资源承载力预警长期处于超载状态；对上级督办的重点问题整改不力；在资源保护督察中被发现存在严重失职、渎职问题等。 对企业或生产经营者 ：存在重大资源破坏风险隐患，经指出后未及时整改；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临近法定许可上限或生态红线；项目环评、“三同时”等制度执行存在明显漏洞；日常监测数据异常，显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因资源环境问题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舆论持续关注等。 第四步：约谈的法定程序与核心内容 一次正式的行政约谈，通常遵循严格的程序： 启动与通知 ：主管部门经审批决定启动约谈，并向被约谈方发出书面通知，载明约谈事由、时间、地点、需参加人员及需准备的材料。 举行约谈会议 ： 主持人 ：通常为主管部门负责人。 参加方 ：被约谈方负责人及相关人员。有时会邀请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或新闻媒体列席。 内容 ： 指出问题 ：主管部门通报被约谈方在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风险隐患及法律依据。 听取陈述 ：被约谈方就通报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和陈述。 分析质询 ：双方就问题根源、责任认定进行沟通，主管部门进行质询。 提出要求 ：主管部门明确提出整改要求、目标和时限。 形成约谈纪要 ：约谈情况会形成书面纪要，由双方签字确认。纪要是重要的法律文书，明确了整改的“军令状”。 整改与督办 ：被约谈方需在规定时限内制定并提交整改方案，并报告整改进展。主管部门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后续处理 ： 若整改到位，问题消除，则约谈程序终结。 若整改不力、敷衍塞责，主管部门可依法启动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如 区域限批、挂牌督办、通报批评，直至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此时的约谈纪要将成为认定其“拒不改正”情节的重要证据。 第五步：制度的法律属性与效力边界 需要明确的是，行政约谈本身 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也不直接创设新的义务。它本质上是 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和 一种程序性机制 。其法律效力在于： 程序强制力 ：一旦依法启动，被约谈方有义务按要求参加。 过程证明力 ：约谈过程形成的记录、纪要是后续监管和追责的重要事实依据。 后果关联力 ：约谈后是否认真整改，直接关联到是否会引发后续更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后果（如行政处罚、行政命令、问责等）。 总结 ： 资源保护法中的“资源保护行政约谈”制度 ，是一项融合了风险预防、行政指导、压力传导和公众沟通的现代化治理工具。它像一道“黄色预警信号”和一次“正式诫勉谈话”，在刚性法律制裁之前，设置了一个缓冲和纠错环节，旨在以更小的行政成本和社会代价，推动资源保护责任的落实，体现了现代环境治理中“刚柔并济、预防为主”的原则。其有效性的关键，在于约谈指出问题的精准性、整改要求的明确性，以及后续督办与问责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