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违法所得”与“合法经营成本”的扣除争议
我将为您循序渐进地讲解“违法所得”计算中“合法经营成本”的扣除争议这一法律问题。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争议起源
“违法所得”通常指违法行为人通过实施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所获取的金钱、物品或其他经济利益。在计算违法所得数额时,一个长期存在且极具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应当扣除违法行为人为获取该收益而支出的、用于合法用途的成本(即“合法经营成本”)。例如,某商家销售伪劣商品,其销售收入是100万元,但其中进货成本、店铺租金、员工工资等合法经营成本共计40万元。那么,违法所得是100万元(总收入),还是60万元(总收入-合法成本)?对此,我国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不同观点。
第二步:立法与规范层面的分歧
我国法律体系对这一问题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导致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规范文件之间存在分歧,形成了两种主要模式:
- 全部收入说(不予扣除说):认为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任何成本。其法理基础在于,违法行为本身具有可责性,因违法行为产生的所有收益均具有非法性,故不应承认其成本支出的合法性。支持此说的规定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已废止但体现过此精神),以及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领域的一些部门规章中。
- 净收入说(合理扣除说):认为违法所得应当是违法行为获取的收入扣除其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即“合法经营成本”)后的余额。其法理基础在于,行政处罚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没收违法所得旨在剥夺非法收益,而非惩罚合法的经营投入。如果没收全部收入,实质上构成了对合法财产权的剥夺,处罚可能过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此条文为“净收入说”留下了空间,授权特别法做出具体规定。例如,在证券期货领域的某些规章中,就采用了净收入的计算方法。
第三步:新《行政处罚法》带来的解释空间与实践转向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内容见上)并未直接规定扣除问题,但其表述“款项”相较于旧法的“收入”或“所得”,措辞更为中性。更重要的是,该条款授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计算另有规定。这被普遍解读为:
- 立法授权:将是否扣除成本、如何扣除的具体规则,授权给各专业领域的上位法或部门规章去明确。
- 实践指引: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规定出台前,执法和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原则扣除,例外不扣”的审慎态度。即,在无法定明确规定不予扣除的情况下,倾向于支持扣除合法经营成本,以体现处罚的公正性和 proportionality(相称性)。
- “合法经营成本”的界定难题:即使支持扣除,也产生了新的争议点:哪些成本属于“合法经营成本”?一般认为,直接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原料、设备等成本不应扣除(这属于“没收非法财物”范畴)。可扣除的成本通常指向与违法行为无直接关联、属于正常商业运营所必需的部分,如非直接关联的房租、水电、非核心人员工资等。如何清晰界定,是执法的难点。
第四步:扣除与否的考量因素与裁判观点
在具体案件处理中,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决定是否扣除成本时,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 特别法优先:首先审查该违法领域是否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计算做出特别规定。有规定从规定。
- 违法行为性质:
- 对于侵害公共安全、生命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法益的违法行为(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环境污染),出于严厉惩戒和震慑的需要,实践中更倾向于采取“全部收入说”,不予扣除成本。
- 对于主要侵害管理秩序、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如无证经营、违反广告规定),在无特别规定时,更倾向于考虑扣除合理成本。
- 成本与违法行为的关联性:严格区分“非法成本”(直接用于违法)和“合法成本”。只有与违法行为核心环节无直接、必然联系的经营成本,才可能被考虑扣除。
- “过罚相当”原则:最终的计算结果应确保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力度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相匹配,避免处罚过当。
第五步:当前实践与未来展望
目前,我国关于“合法经营成本”扣除问题的法律适用仍处于“部门分散、个案裁量”的状态。新《行政处罚法》实施后,推动各行政执法领域出台更细化的违法所得认定与计算规则,成为当务之急。未来的发展趋势是:
- 规则明确化:期待更多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能正面回应此问题,明确列举计算方法和可扣除成本的范围。
- 标准统一化:在相似性质的违法领域,逐步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 程序保障: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就成本扣除问题应享有充分的陈述、申辩乃至举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在决定不予扣除时,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中充分说明理由。
总结而言,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是否扣除“合法经营成本”,是一个涉及财产权保护、过罚相当原则落实的深层次法律问题。其争议的解决,依赖于立法的进一步明晰、执法标准的统一以及个案中综合各种因素的审慎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