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损害”减免原则与“行为”的可罚性分离问题 基础概念引入 ：首先，需要明确“犯罪中止”的基本制度框架。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是关于犯罪中止法律后果的核心规定。 核心问题的提出 ：基于上述规定，在司法实践与理论分析中，产生了一个深层次的争议问题： “造成损害”与中止“行为”本身的可罚性（即是否成立犯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之间是何关系？ 换言之，是必须先有“行为”可罚，再去讨论“损害”对处罚轻重的影响，还是“损害”本身直接影响“行为”是否可罚？这被称为“损害”减免原则与“行为”可罚性的分离问题。 问题的具体展开 ： 传统理解（一体评价模式）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规定是“对于中止犯……”。这意味着，必须先成立“中止犯”（即行为本身已构成犯罪，具备刑事可罚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有无“损害”来决定是“免除”还是“减轻”处罚。“损害”在这里仅影响量刑（刑罚的轻重），不影响定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可罚性的基础在于其已经满足犯罪构成要件，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只是由于行为人自动放弃或防止结果，法律给予特别宽宥。 分离评价模式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分离模式）则提出质疑。它认为，如果行为本身情节显著轻微，例如在犯罪预备或实行初期即自动放弃，且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害（包括对法益的任何实质威胁或侵害），那么这种行为可能本身就不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即不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第24条中“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的规定，其前提“中止犯”可能并不成立，因为行为本身不值得科处刑罚。因此，“损害”的存在与否，在某些极端轻微的案件中，可能不仅仅影响量刑，而是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可罚性判断相关联，即影响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具有可罚性）的认定。 理论辨析与界限 ： 主流观点与司法实践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司法实践普遍采纳 一体评价模式 。即，犯罪中止的认定（是否成立中止犯）主要关注“自动性”、“有效性”等成立要件。一旦成立中止犯，行为在刑法评价上即被视为犯罪行为，具有可罚性。之后，“损害”要件是 专属于量刑 的情节，用于决定在已成立的犯罪基础上给予何种程度的宽大处理（免除或减轻）。行为的可罚性基础在于其已经进入犯罪过程并符合中止形态，而非“损害”结果。 分离模式的启示意义 ：分离模式的思考价值在于提示我们，在判断是否成立“中止犯”时，虽然不直接用“损害”要件来反向决定可罚性，但 必须综合评价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 。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即使形式上符合犯罪预备或实行行为的外观，也可能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不认定为犯罪，自然也就无需进入犯罪中止的减免处罚评价体系。此时，不是“损害”决定了行为不可罚，而是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价，可能包括未造成损害）使其不构成犯罪。 总结与结论 ： 犯罪中止制度中，“损害”减免原则主要 作用于量刑阶段 ，是决定对已成立的中止犯处以免除处罚还是减轻处罚的关键标准。而“行为”的可罚性，即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成立中止犯， 主要取决于行为是否满足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行为等），并结合犯罪中止的特定成立条件（自动性、有效性等）以及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概念的原则性规定（第13条但书）进行独立判断 。两者在评价逻辑上存在先后顺序和功能区分，原则上应予以分离看待。“损害”通常不直接决定行为是否可罚，但行为本身若因无实质危害（常伴随无损害）而不构成犯罪，则不会产生适用中止减免规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