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的论辩情境的言语行为理论 步骤一：理解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提出，并由约翰·塞尔等人发展。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语言不仅是用来描述世界的（陈述事实），其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仅在“言说”，更是在“行事”。例如，法官宣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这句话本身就是执行“判决”这个法律行为。该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 以言表意行为 ：说出有特定含义和指称的语句的行为（即“说了什么”）。 以言行事行为 ：在言说中实施的行为，如断言、命令、承诺、判决等（即“通过言说在做什么”）。 以言取效行为 ：言说对听者产生的实际效果，如说服、恐吓、安慰等（即“通过言说达到了什么效果”）。 步骤二：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法律论证的论辩情境 在法律论证的特定“论辩情境”中（如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法律文书撰写、当事人谈判等），所有参与者的言语（口头或书面）本质上都是系列言语行为。分析这些言语行为，是理解论辩动态和本质的关键： 论辩本身是一种复合的以言行事行为 ：提出主张、举证、质证、反驳、请求等，都是不同类别的以言行事行为。例如，律师说“我反对”，是在执行“提出程序异议”的行为；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是在执行“提起公诉”的行为。 论辩情境的规则决定了何种言语行为被允许、有效或有力 ：法律程序规则（如诉讼法）和职业伦理规范，共同构成了一个“制度性事实”，它规定了在特定情境下，哪些人以何种身份可以实施何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语行为（如法官可以宣判，而律师不能）。一个言语行为要在法律论辩中产生效力（即“以言行事”成功），必须符合这些“适切条件”。 步骤三：分析法律论辩中言语行为的类型与功能 根据塞尔的分类，结合法律语境，论辩中的言语行为主要类型包括： 断言类 ：陈述事实、表达观点、提出法律主张。例如，“案发时被告人在现场”、“该行为构成盗窃罪”。其语用功能是使说话人（论证者）承诺其所断言的命题为真，并承担相应的举证或说理责任。 指令类 ：试图让听者做某事。例如，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法官“要求”证人如实作证。其功能是施加一种义务或产生一种影响力。 承诺类 ：说话人使自己承担未来做某事的义务。例如，被告人“承诺”赔偿损失，律师“保证”提交证据。这在调解、和解等协商性论辩情境中尤为重要。 表达类 ：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或态度。例如，表达“歉意”、“感谢”或对某一行为的“谴责”。这在涉及道德评价、量刑情节等论辩中发挥作用。 宣告类 ：通过言说直接改变世界状态，其成功执行依赖于一套外在的规则或制度。这是法律领域的典型行为，如“本院判决……”、“本庭宣布开庭”、“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宣告行为本身就创造了新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步骤四：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法律论证质量与策略的启示 论证效力的来源 ：一个法律论证的效力，不仅依赖于其逻辑和事实的“真”，也依赖于其核心言语行为（如诉讼请求、法律定性）是否符合制度性的“适切条件”。无效的请求（如超过诉讼时效）即便论证再严密，也无法成功“以言行事”。 论辩互动的本质 ：法律论辩是不同参与者的言语行为序列的互动与博弈。一方提出一个断言，另一方可能以质疑、反对等指令或新的断言来回应。分析这种“行为-反应”链，可以洞察论辩的焦点演变和力量对比。 隐含的以言行事力量 ：有时，字面意义（以言表意）与实际施事行为（以言行事）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律师问证人：“你那天不是喝醉了吗？”字面上是疑问，实际上可能是意在断言“你当时神志不清，证言不可信”的隐含断言行为。识别这种隐含的以言行事力量，是理解论辩深层策略和进行有效回击的关键。 论辩目标的明确化 ：法律职业者需要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特定论辩情境中，旨在完成何种具体的言语行为（是说服法官接受某个法律解释，还是促使对方达成和解承诺），并据此选择和设计最有效的言语表达形式和论证策略，以确保“以言行事”的成功和“以言取效”的实现。 步骤五：在法律职业考试中的考查要点 在法律职业考试（尤其是主观题案例分析、文书写作、论述题）中，对此知识的考查可能体现为： 识别与分析 ：要求考生识别给定材料（如庭审记录、合同条款、法律文书片段）中关键语句所归属的言语行为类型，并分析其在法律程序中的功能与效力。 评价与构建 ：评价某一诉讼参与人（如律师、法官）的论证或表达，其言语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的适切条件，是否有效实现了其论辩意图。或要求考生在构建法律文书（如代理词、判决理由）时，有意识地运用恰当的言语行为类型来达成说服、宣告等目的。 理论联系实际 ：将言语行为理论与法律论证的可接受性、论辩策略、程序正义等概念相结合进行分析，例如，论述为何程序规则要保障各方“陈述意见”（实施断言行为）的机会，或分析一份调解书中承诺类言语行为如何构建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