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与“主观恶性减少”的逻辑关系 基础概念回顾 。首先，需要明确“中止行为”与“主观恶性减少”这两个基本概念在犯罪中止制度中的定位。 “中止行为” 是犯罪中止成立的客观要件之一，指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 “主观恶性减少” 是犯罪中止减免刑罚的重要法理根据之一，其核心在于行为人通过中止行为，在主观上显现出其对法规范的敌对态度减弱、可谴责性降低。 “中止行为”是“主观恶性减少”的客观表征和验证依据 。在刑法理论上，单纯停留在内心的、没有外化的“放弃犯意”，因无法被外界（包括法律）观察和评价，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行为人必须通过外在的、客观的“中止行为”，将其内心的态度变化（即主观恶性的减弱）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 “中止行为”是将内在的、难以直接证明的“主观恶性减少”予以客观化、具体化、可视化的唯一桥梁和必由途径 。没有中止行为，就无从认定和推断主观恶性是否真的减少。 “主观恶性减少”是“中止行为”获得法律积极评价（刑罚减免）的核心价值基础 。法律之所以要对实施中止行为的人给予宽大处理，不仅因为其行为客观上减少了危害，更深层的理由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层面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从“决意实施犯罪、违反法规范”的意志状态，转变为“自愿放弃犯罪、回归法秩序”的意志状态。这种主动的、内发的逆转，体现了其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的降低和规范意识的“复活”，即** “主观恶性减少”** 。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判断，立法者才将中止行为与未遂行为（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区别对待，赋予其中止犯更大幅度刑罚减免的“奖赏”。 两者的逻辑互动与司法审查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中止的过程，正是审查“中止行为”与“主观恶性减少”之间逻辑关系的过程。其推理链条是： 第一步：确认客观行为 。审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符合要求的“中止行为”（放弃或防止结果发生）。 第二步：推断主观状态 。基于该客观的中止行为，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如中止的动机、时机、付出的努力等），推断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基于“自动性”（即自愿性），而非被迫。 第三步：进行价值评价 。如果能认定中止行为是基于“自动性”，则在法律上即可评价为行为人表现出了“主观恶性减少”。 最终结论 ：具备“中止行为”且能据此推断出“主观恶性减少”，犯罪中止成立，并据此对行为人减免刑罚。 关系的边界与澄清 。需要明确的是， “主观恶性减少”是中止行为的规范评价结果，而非行为人中止时必须具备的、独立于“自动性”之外的额外主观要素 。即，只要行为人基于其本人的意志（而非外界强制）决定中止，其行为就足以被法律评价为“主观恶性减少”，而无需再探究其内心具体是出于怜悯、恐惧、悔悟还是其他动机。同时，即使最终因客观原因未能防止结果发生（即缺乏客观有效性），但只要行为人真挚地努力实施了防止行为，其“主观恶性减少”的事实依然存在，这解释了为何在“中止犯”中，即便造成损害也可能减轻处罚，体现了法律对其主观层面积极变化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