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概念引入：什么是“其他协同行为”？ 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具有明确书面或口头形式的协议、决定；二是** “其他协同行为”** 。后者是指，经营者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可以证明的明示协议或决定，但通过有意协调彼此的市场行为，实质上产生了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一致行动。它是法律为了应对更为隐蔽、复杂的垄断合谋行为而创设的“兜底性”认定类型。 核心特征：与明示协议的区别 “其他协同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其 隐蔽性和无明示形式 。它不像卡特尔协议那样有会议纪要、邮件往来等直接证据。其行为表现通常是，在缺乏合理经济解释的情况下，多个竞争者在同一时期内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市场行为（如同时、同幅度涨价，或划分客户范围）。认定难点在于，如何将这种表面上的平行行为，与经营者各自独立应对相同的市场条件（如成本上升）所作出的正常商业决策区分开来。 认定的基本分析框架与要素 根据中国《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及相关实践，执法机构和法院认定“其他协同行为”通常遵循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主要考察以下相互关联的要素，形成证据链条： 行为的一致性： 多个经营者的市场行为（价格、产量、销售对象、区域等）在时间、方向和程度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或跟随。这是认定的起点和表面证据。 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流： 这是认定的关键。需要证明经营者之间曾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沟通或信息交换。例如，参加行业协会会议后同步涨价，或通过第三方（如共同的上游供应商）传递敏感商业信息。即使沟通内容本身不构成协议，但为后续协同创造了条件。 合理抗辩的排除（经济合理性）： 经营者可以主张其行为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如原材料价格普涨）的独立反应。因此，执法机构会深入分析：这种一致性行为是否能够被客观经济因素（成本结构、供需关系变化等）所合理解释。 如果缺乏合理的经济理由，则增加了存在协同意图的可能性。 市场结构与条件： 市场集中度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透明度高（价格等信息易于被竞争者获知）的市场，更易于发生和维持协同行为。这种市场结构为协同提供了便利和动机。 行为的效果： 最终，需要评估该一致行为是否产生了 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例如导致价格高于竞争水平、产出减少、消费者选择受限或创新受阻。效果证据是认定违法性的重要支撑。 证明责任与推定规则 这是一个重要的程序性规则。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市场行为具有 一致性 ，并且经营者之间曾进行过 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 ，那么就可以 推定 经营者之间存在“其他协同行为”。此时， 举证责任转移到经营者一方 ，他们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行为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和经济解释，不存在协同的故意，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则降低了执法机构获取直接合谋证据的难度。 法律后果与案例意义 一旦被认定为“其他协同行为”，即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协议。违法经营者将面临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此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通过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反垄断法得以穿透表面上的市场独立行为，打击那些通过默契、信号或间接沟通达成的隐蔽合谋，维护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典型案例如某些行业在成本未发生显著变化时的全行业同步、同幅提价行为，在排除合理因素并查明存在信息交流后，可能被认定为“其他协同行为”。